马戈尔尼
马戈尔尼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英国使臣。当时的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走
上了一条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英国以纺织业为主导的工业有了巨大发展，需要广阔的国外市场。中国当时仍处在康乾盛世，经济上自给自足，周围多国来朝供，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为防止西方侵略和巩固自身统治，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为了开拓中国市场，英国政府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决定派使臣访华，以求通过和清政府直接交涉，消除种种限制，拓展对华商务。 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曾任命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为大使，但这位使臣在来华途中因病去世，使团与船队随即返航。英国并没有死心，又于1792年任命马戈尔尼为大使，率一支七百人的船队，借乾隆83岁寿辰之际来华。他们的使命主要有六点：一，开放更多的口岸；二，希望获得一块靠近茶和丝产地的地方或岛屿作长期货栈之用，并在此实行英国的司法制度；三，废除广东的种种贸易限制；四，开拓中国新市场，特别是在北京；五，通过订立条约开拓远东市...
于是，乾隆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摆在英国国王和外交大臣面前的，仍旧是对华遣使扩展对华贸易的问题。当时，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在仔细考虑、斟酌之后决定选派乔治•马戈尔尼为1792年英国使华团长。对于这次马戈尔尼率团使华，英国政府极为重视。这在使臣的选派上就明显的反映出来。正使马戈尔尼是英国“国王的亲戚，议国事的大臣”，使英国政府“从许多博学的人那里挑出来的一个大博学的人，他从前办过许多大事，到俄罗斯国出过差，又管过许多地方的事”,并且还在英国的一些“属国地方料理国事情”。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派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遴选出来的合适代表。副使斯当敦“也是个体面的人，他的博学和会办事与正使一样”，“从前他在海地平服过许多的事情”，并且出任过同小西洋国家“讲和”的谈判专使。（《英王致乾隆的“表文”》）
二、 使团出使目的
对于此次来华的目的，英王在给乾隆皇帝的国书里是这么说的：英国遣使前来中国，“并不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又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别国的好处我们能看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得着”。英国的初衷只是想“要把西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英王致乾隆的“表文”》）
然而，英国国王在给马戈尔尼的训令中则是这样说的：“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就多余其他欧洲各国。……有些国家得力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由于他们的科学的专长和艺术上的天才，常常和那里的神秘而文雅的王朝发生亲密联系。他们在传教之外，也为他们国家的利益有所尽力。但英国商人缺少这种帮助，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每每被人误解而得不到尊重。在这等情形下，我对于自己的远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怀，并以一个大国君主的身份有力的要求中国皇帝对于他们的利益予以应有的保护。”（《英国政府给英使马戈尔尼的训令》）
在马戈尔尼方面，在接受使命时，他曾写书面报告给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并且认为:“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对于此行的目的，他还主要阐述了以下6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 摆脱广州官吏的限制和勒索。
2、 要求准许在靠近商品产地的口岸贸易。
3、 废除进出口货物关税，或降低至初期贸易征税水平。
4、 获得与葡萄牙人同等待遇，要求准许在中国某个岛屿上建立商站，并获得与葡人在澳门同样特权。
5、 请中国皇帝颁发特别命令，通知地方官吏，禁止强迫公司代理或其他英国人负别人行为的连带责任。
6、 不仅在各个口岸贸易，而且要废除足以妨碍购买不列颠货物的种种规条，以期很快改变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转而为有利于大不列颠。
从以上英国来华访问的目的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准备好了要与庞大的中国封建帝国进行
显示自身力量的较量。作为惯例，外交回合是第一个步骤。所以，英国要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访华。然而，此时的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后的变化却仍茫然无知。对于英国正式外交交往的诉求，是首次遭遇，既无概念也无准备，更无从谈改变自己的宗蕃制度传统以认真对付，于是，双方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立即显示了出来，使得这次交往比以往任何一次朝廷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更意味深长。
三、 在华出使过程
马戈尔尼使团来华，预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在广州通知清朝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住，递交了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巴林给两广总督的正式信函，并要求在天津登岸，以免礼品经广州长途运输受损。郭世勋和盛住立即上奏朝廷，说英国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戈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闻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到英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清高宗实录》）
但一方本意是来华进行外交谈判，而另一方则一如既往以为是远道来贡，这种误解首先是英方借祝寿为名造成，而清朝皇帝则以为“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从一开始双方的认识就不在一个基点上。所以，英国以西方当时惯行的外交先例一到中国就无异于触礁了。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认为“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倒野蛮人的边缘”。又说：“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虽然，满清王朝对于英国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开放”要求理应拒绝，但问题在于它拒绝的方式是僵化的固守朝贡体制。这注定这次中英外交交往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不仅仅是礼仪和文化的冲突，更是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失误。清朝僵化的外交思想和模式与西方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孤立与世界潮流之外的海外政策，其闭关自守的性质在此暴露无遗。
1、 贡品隐含的较量。
英国带来的600多箱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许多英国有意向中国显示其科技发达、武力强盛的礼品，如当时英国最大、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以及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以为然，只是将之作为海外国家进呈的一般贡品而已，而英使也只不过是万里迢迢来送贡品，以表示向大清国的恭顺的朝贡国使节而已。因此，他不仅没有看到礼品上所表现出的西方科技的巨大变化，相反却还责难英使在礼品单上自称“钦差”一词，而降旨要其改为公差，以符天朝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