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图
基本信息《七君子图》是藏家把元朝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位大画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
一长卷中，其中，柯九思有两件作品，一共七件，得名“七君子图”，画芯全长约10米，宽36.5厘米。画面上首先出现的是乾隆年间藏家乔崇修书写的隶书“六逸图”三字引首，然后是清代著名金石家张廷济书写的“六君子图”，最后是吴昌硕书写的“七友图”。（乔崇修是《七君子图》的早期收藏者，张廷济为其后的藏家蒋生沐题写了引首，吴昌硕则为该图的最后一位藏家苏州人顾麟士(字鹤逸)在得到这幅珍品后题写了引首。）
价值《七君子图》在“文革”期间于苏州博物馆保管的10多年中，国内文博界顶尖鉴定大师谢稚柳和徐邦达都曾亲自观赏、鉴定过。将此图定为一级文物，且断定其价值逾亿。
国宝陶启匀曾经执笔编撰过全套60卷的《中国美术全集》中的“元代绘画卷”，所以，对汇集了这么多元朝绘画大师的《七君子图》，他一直抱有很深的感情。徐徐展开画卷，陶启匀解读着这张精美作品。
顾麟士在《过云楼书画记》第二卷中的《元贤竹林七友卷》中说道，长卷开篇作者“赵天裕无考”，其实不然，陶启匀说：“赵天裕的这张作品，是一张典型的带有南宋画风的以竹为主题的作品。自南宋以后，画墨竹的画家日渐增多，如赵孟頫、柯九思、顾定之、吴镇等都是其中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这张《七君子图》中，就收有柯、顾、吴三位大师的同题作品，令后人可以观摩、鉴赏，实在难能可贵。 ”赵原的作品上，作者在画的右下角题有“龙角 赵原”四个字。“但目前唯一仅见的赵原墨竹作品，就是这张‘龙角’。”陶启匀说。另外一位作者张绅，以擅画“推篷竹”闻名。
最顶级的四位画竹大师中有三位出现在《七君子图》中，有两张作品是目前仅见的孤品，当日收录《七君子图》的藏家也许没有想到，他为后人留下的是怎样厚重的一份历史赠予啊。
收藏故事苏州顾氏过云楼是近代闻名于世的书画、古籍收藏之所，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
美誉。过云楼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其修建者顾文彬，清元和(今苏州)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任浙江宁绍道台时，在苏州城铁瓶巷内建过云楼并其后花园怡园。楼园甫一落成，顾文彬便告病辞官，回归故里，凭毕生之力，钟情于古书画的收藏。而庋藏大量晋唐明清名家书画的过云楼也吸引了无数名公巨卿、文人墨客雅集，与顾氏主人挥毫泼墨、谈艺论文，成就了一代名楼的百年风华。
从顾家为《七君子图》所作的考证来看，这果然是一张递藏有序的宝贝。康熙年间的收藏家缪曰藻在其专著《寓意录》中最早记录了一张名为《竹林七友》的长卷，藏家把元朝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五位大画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一长卷中，其中，柯九思与顾定之各二件作品，一共七件，得名“竹林七友”。到了乾隆时为乔崇修所藏，但已失去顾定之作品一帧，遂易名《竹溪六逸》。几经辗转，顾麟士从另一位藏家李苏邻手中购得了这张长卷后，刚好又得到一张吴镇的墨竹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这张图又从“六逸”长成了“七友”，故今得名《七君子图》。
顾麟士有五子，则明(早殇)、则久(号公可)、则扬(号公雄)、则坚(号公柔)、则奂(号公硕)。顾麟士逝后，过云楼旧藏分家析产为四子继承，《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七君子图》)和《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两幅书画为顾公柔所得。顾公柔去世后，两幅书画又由其子顾笃琨继承。
1960年元旦，苏州博物馆成立，顾公柔遗孀张惠娟多次提出愿将自己保存的过云楼旧藏文物捐赠给苏州博物馆，惜因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受“极左”思想影响严重，此事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文革”中，“红卫兵”抄家前夕，张惠娟再次致电苏州博物馆，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接收该批文物。当时苏州博物馆派钱镛和莫福英两位同志前往张惠娟家中接收了包括《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七君子图》)和《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在内的八十余件过云楼旧藏文物。
永归故里1992年落实政策时，苏州博物馆考虑两幅书画非常珍贵，而顾笃琨已于1947年12月移居台湾，为避免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特向来馆考察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作了汇报，马自树当场指示将两件文物送往北京鉴定。1992年11月，苏州博物馆郑品才、王慧翔两位同志护送两幅书画前往北京国家文物局，由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袁南征邀请徐邦达、史树青等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为两幅书画确实非常珍贵，当定为一级文物。故国家文物局紧急批示将文物留京，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代为保管。
2006年10月，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文物征集工作成为重中之重。考虑到苏州博物馆和过云楼的历史渊源，顾麟士幼子顾公硕曾参与筹建苏州博物馆，并将自己收藏的124件珍贵书画、刺绣文物捐赠给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积极与顾笃琨后人沟通，希望能够圆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多方努力和磋商，顾氏后人愿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捐赠《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七君子图》)和《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历经离散沧桑，两幅珍贵书画终于得以被苏州博物馆永久收藏，寻得了最好的归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