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里
罗汉里位于福建省福清县渔溪与东张交界处的溪尾洋，罗汉里游击根据地是闽中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闽中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闽中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前往罗汉里根据地沿途风景秀丽，有十八重溪，36弯之美称，从渔溪建新水库出发有十多公里山路。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福建曾形成了闽西、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闽赣边6块游击区。当年，留在福建的红军游击队在这6块游击区中开辟了数十个较为稳固的游击根据地，使得革命的烈火在这些地区始终没有被扑灭，革命的旗帜在这些地区始终高举不倒。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就是闽中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坚持闽中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论述。
一、掩护了党的力量从城市向农村战略退却
1934年4月以后，面对白色恐怖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福州地区组织被迫从城市向农村退却。在这个过程中，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了掩护党的力量退却的重要作用。
罗汉里位于福清、永泰交界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国民党统治鞭长莫及，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天然条件。当时，从上海汇报工作回闽的福州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得知市委书记陈之枢被捕叛变，国民党军警加紧搜捕的情况后，直接转到福清，与刚接替县委书记工作的刘突军接头，在角楼召开会议，分析当前局势，认为在城市党组织被破坏后，惟一出路是扎根农村打游击，决定把福清县委改为中心县委，统一领导福清、长乐、闽侯、永泰等县交界地区的斗争。此后，中心县委以斗垣、玉瑶、江镜、角楼等村为基点，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中国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随即开辟罗汉里游击根据地。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一方面，它是一次有组织、有目标、有秩序的退却，既保存了党的中坚力量，建立了党的武装，在罗汉里树起了一面红旗，又给分散在闽中及周边地区的革命势力在心理上造成鼓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新的进攻方向，由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凭借山川地理优势，凭借良好的群众基础，以我之长，攻敌之短，频频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主动出击，从而把部分国民党军紧紧吸引在周围，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掩护和策应了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从容转移、北上抗日。
二、实现了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武装力量从建立伊始，就是由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一手发动、领导的。在当时中央红军已经西去，各个苏区正遭国民党部队分割包围，城市党的领导机构连遭破坏，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并无法得到正确指示的情况下，福清县地方党组织就英明、果断、自觉地发动群众，拿起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
1935年3月，福清中心县委接纳渡海突围到福清的20多位连江红军西南团成员，随后策动盘居半岭、双坑等地股匪刘春水的遗孀何兰英等10多人携枪加入游击队，使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5月，福清和莆田两个中心县委为统一领导闽中地区革命斗争，在福清樟溪召开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应立足本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斗争；两个中心县委实行统一领导，形成一个拳头，有力打击敌人。会议决定重建闽中特委，福清、莆田游击队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特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分别以罗汉里、常太为根据地，依靠基本群众，发展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从此，北起乌龙江，南至惠安约150公里福厦公路两侧地区，成为一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里建立起的游击区。
罗汉里武装力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才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才开创了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的新局面。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与实践了毛泽东关于“党的手里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武装力量”和“上山必须是武装的，革命的，即不能把枪‘藏起来’上山，也不能实行单纯的‘抢富济贫’”的理论。
三、积累了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的宝贵经验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诞生了，但是，如何把它建设成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休养生息和不断扩展的基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法得到指导；外不了解全局的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变化；面对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与“清剿”，保甲制度的控制；内有意志薄弱者因环境险恶经不起考验而变节投敌。各方面情况靠自己了解，事态发展过程靠自己判断，行动方针靠自己确定，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于是，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摸着石头过河，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不发动起来，一切都无从做起。于是闽中特委一恢复，就指令第一支队抽调部分队员组成地方工作队，到根据地周围游击区去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支部，公开组织农会，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税和反霸斗争；北郭、波兰、垱下、东山等基点村还组建了武装自卫队，负责站岗放哨，保卫村庄，为游击队搜集情报，运送粮食。由于真正依靠与发动了农民，根据地才得以巩固，以至在反“清剿”极其艰苦的岁月里，觉悟起来的农民依然同红军游击队生死与共，患难同依，情同鱼水，共同抗敌，使罗汉里红旗不倒。
武装斗争是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最根本条件。在中共闽中特委领导下，闽中游击队在搞好罗汉里根据地自身建设的同时，发动了一连串对国民党地方统治势力灵活机动的军事打击：奔袭莆田大洋田赋分柜、福清东山寨战斗、袭击闽侯大义乡民团、攻打闽侯沪屿镇、福清河村桥伏击战等等。从而使国民党的“清剿”计划以失败告终，罗汉里各路武装力量也基本保存下来。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在巩固与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的战略战术，以及依靠群众、打人民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后来抵抗日寇入侵，开展游击战、持久战、运动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锤炼了一大批党的忠诚干部和抗日将士
从1935年3月黄孝敏带领游击队进驻罗汉里，到1936年5月刘突军率领第一支队突出重围，转移到莆田广业山区，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实际只存在一年零两个月，但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锤炼出一批党的忠诚干部，锻造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
在一年多时间里，闽中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相互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围困和“清剿”游击队，甚至采取阴险的瓦解与隔离政策，红军游击队不得不长期生活和转战于穷山僻岭，风餐露宿，忍冻挨饿。然而，残酷的斗争环境并没有使游击健儿屈服，反而将他们磨练得更加坚强与成熟。据不完全统计，从罗汉里游击根据地走出的党的忠诚干部和革命英烈有：王于洁、黄孝敏、余长铖、陈炳奎、潘涛、刘突军、吴德标、杨采衡、陈云飞、陈金来、程序、陈行福、陈木花、刘云端、张木土、棋山妹、刘阿新母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八路军一样，罗汉里游击队主动接受联合抗日改编。改编之后，国民党又耍弄阴谋诡计，企图将红军游击队“溶化”和“收编”。但在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的我党武装力量面前，这种阴谋最终破产。1938年4月，闽中（包括罗汉里）游击队开赴皖南前线，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福清籍北上参加新四军的游击队员有林清城、洪家声、陈德胜、陈细官、陈祖银、陈道水（嫩宋）、陈道钿、陈阿妹、陈亦明、陈宗云、陈金燕、贺木来等20多人。这些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大部分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作为闽中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纪实福清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一方热土，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30年代初，建立了党组织。1934年1月，何文成、陈炳奎、余长钺等烈士组成中共福清县委，领导组织南西亭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建立红军游击大队
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惨遭“围剿”，书记陈之枢被捕判变，国民党军警加紧搜捕，革命顿时陷入低潮。从上海汇报工作回闽的福州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得知情况，便直接转移到福清，与刚接替县委书记工作的刘突军接头，在角楼召开会议，研究福州地区地下党面临的问题，认为城市党组织被破坏后，唯一出路是扎根农村打游击，于是决定把福清县委改为中心县委，统一领导福清、长乐、闽侯、永泰等县交界地区的斗争。会后，黄孝敏亲自到云中洋、鱼胡鳅坑、墓亭等村活动，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农会，为建立工农红军福清游击队做准备。其它县委成员也深入斗垣、玉瑶、江镜、北郭、半岭等基点村发展农会组织。
1934年11月中旬，福清中心县委决定在海口塔坪寺举行武装暴动。但因组织发动不够充分、秘密泄露，暴动夭折。11月底，“工农红军游击队福清大队”在西区成立，刘突军任大队长，黄孝敏任政委，陈振芳（程序）任政治干事，福清首次有了一支党领导下的20多位队员、10余支枪组成的武装队伍。随后，连江红军西南团余部20多名骨干突围渡海来到福清，加入游击大队，队员迅速发展到近百人。
成立中共闽中特委
1935年5月，莆田和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在福清掌溪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闽中地区的革命形势，认为在中央红军已经长征西去，各个苏区正遭国民党部队分割包围，城市党的领导机构又连遭破坏的情况下，应立足本地，独立自主地坚持游击战争；两个中心县委立即联合起来，决定重建中共闽中特委，推选王于洁任特委书记，黄孝敏、潘涛、刘突军、余长钺为委员；福清和莆田两支游击队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1支队和第2支队，在特委统一领导部署下，分别以罗汉里、常太为根据地，依靠群众，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从此，北起乌龙江，南至惠安约150公里福厦公路两侧，成为党领导的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之一。
开辟罗汉里根据地
连江红军西南团转移到福清后，国民党军警加紧搜捕，建立游击根据地刻不容缓。
1935年2月底，中心县委派陈云飞到罗汉里附近的集镇琯口了解情况，伺机进入罗汉里开展工作。不久，黄孝敏带领游击大队全体指战员也进入罗汉里。
罗汉里位于福清、永泰交界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具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天然条件。
随后，县委又派陈云飞打进刘春水余部盘踞的半岭、双坑等地，策动刘的遗孀何兰英等10多人携枪加入游击队，使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
开展独立游击战争
闽中特委刚恢复，就指令第1支队抽调部分队员组成地方工作队，到根据地周围游击区，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支部，公开组织农会，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税和反霸斗争；北郭、波兰、垱下、东山等基点村还组建了武装自卫队，负责站岗放哨，保卫村庄，为游击队搜集情报，运送粮食。
闽中游击队在搞好罗汉里根据地建设的同时，发动了一连串对国民党地方势力灵活机动的军事打击：奔袭莆田大洋田赋分柜、福清东山寨战斗、袭击闽侯大义乡民团、攻打闽侯沪屿镇、福清河村桥伏击战等。
河村桥伏击战发生后，福建省主席陈仪恼羞成怒，调动宪兵第4团，省保安第1团、5团和驻军49团，从四面八方扑向罗汉里红色根据地。
面临大兵压境，1支队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作出部署。并把指战员分成三个小队，分别由刘突军、吴德标、杨采衡率领，分散活动，与敌周旋。各小队一方面机智地诱引敌人在山头上盲转，另一方面避实就虚、迂回隐蔽、伺机歼敌，把敌人搅得坐卧不安。反“清剿”斗争坚持了将近两个月，罗汉里各路武装力量基本保存下来，国民党消灭1支队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开赴皖南北上抗日
全国抗战爆发后，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八路军一样，罗汉里游击队主动接受联合抗日改编。改编之后，国民党又耍弄阴谋诡计，企图将红军游击队“溶化”和“收编”，但在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的我党武装力量面前，这种阴谋最终破产。1938年4月，闽中（包括罗汉里）游击队开赴皖南前线，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福清北上参加新四军的游击队员有林清城、洪家声、陈德胜、陈钿官、陈祖银、陈道水（嫩宋）、陈道钿、陈阿妹、陈亦明、陈宗云、陈金燕、贺木来等20多人。这些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大部分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在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北上抗日；在白色恐怖笼罩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福清中心县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开辟了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1935年5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和莆田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闽中特委和闽中游击队，继续开展武装斗争，闽中游击区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后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15块游击区之一。
【革命先驱 名垂千古】
黄孝敏烈士（1907.11—1937.6）古田县平湖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福州市委执行委员、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长。1932年11月出任闽东工农红军游击队十三支队政委。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敌人破坏后转移到福清。8月主持成立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任书记。10月组建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任政委。1935年5月任闽中特委组织委员兼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随后潜往香港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接上关系。回闽中后1937年2月被捕，6月于福州鸡角 刑场英勇就义。
刘突军烈士（1909—1938.3）原名郭同薪，江西信丰县人。1926年在江西赣州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信丰县委委员，参与领导信丰工农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化名参加十九路军。1934年春任福州互济会主任，7月转移到福清，先后任中共福清县委书记、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大队长。1935年5月任闽中特委委员兼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1937年2月任中共闽中工委书记、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师独立大队大队长。1938年3月往福州途经莆田时，被国民党部队密捕暗杀后毁尸灭迹。
杨采衡（1908—1996）闽西连城县人。1931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1933年出狱后转移到闽东参加武装斗争，任红军十三独立团、西南团团长。1935年初率西南团骨干转移到福清，加入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福清游击大队改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后任支队参谋长，为开辟罗汉里游击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闽中工农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大队后任副大队长。1938年3月泉州事变后，率部北上皖南加入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事教官、作战科长、教育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东军区参谋大队大队长、第十六团司令部参谋长等职。解放后任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地质部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水文局顾问。1996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