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腐
介绍中国“两会”召开在即，官方媒体网站的调查显示，民众2010年所关注的“两会”十大问题中，反腐倡廉持续高居首位。作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至关重要的是用铁的手腕“重典治腐”。[1]超过半数参与调查的网民认为，中国腐败高发主要原因是惩处力度不够，对贪腐官员震慑度有限，网民希望“打击腐败，下手要狠一些”；另有近半数的被调查人群认为，在推进干部廉洁的众多措施中，应发挥舆论监督和民众监督作用。
数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消息称，中国内地去年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3700多人，这当中有76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同时，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上万件，涉及国家公务员3000余人。与此同时，足球扫赌风暴、重庆市的打黑行动也成为去年以来中国反腐工作的重要成果。
官方媒体甚至发表文章指：“腐败问题牵涉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
调查显示，腐败现象中最为民众所痛恨的包括贪污受贿，跑官要官，官员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经商谋利和官员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2]
对象中纪委在2010年一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七届五次全会上，宣布了“五个严肃查办”，观察人士据此分析，今年中共的反腐之剑将重点指向几个领域：高官人群料将延续去年惩处贪腐高官的高压态势。“高中级干部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大、影响恶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高中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仍应是反腐办案的重点。”官员私生活绝大多数“落马”的官员，均有一项“生活腐化”的指控，这被视为高级官员的生活细节已被纳入整个反腐体系的监测系统。《求是》杂志近日刊文指出，官员私生活是反腐败的重要突破口，私生活腐败也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政府投资项目近日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审计法实施条例》，增加规定了对财政资金运用实行跟踪审计的范围，同时加强了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力度。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有助于中国严控工程建设等高发领域的腐败现象。官方媒体网站进行的最新调查中，2万余网民中44%的投票者认为工程建设领域中“不正之风与腐败更突出”，得票数居反腐败领域的第二位。司法领域去年查处的重大案件，就有多个涉及司法系统官员，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
操作纵观我国反腐防腐工作，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值得肯定的成绩。但是，总的形势不容乐观，“前腐后继”现象严重。犯罪人员从高级别向年轻化延伸，受贿金额从零打碎敲到日进万金狂贪，腐败领域从管钱管物显性岗位发展到制定法律法规隐性岗位，腐败形态从热衷权钱、权色交易乱作为到漠视生命、麻木不仁渎职不作为。凡此种种，严重腐败现象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属于社会意识反腐防腐必须“重典治腐”；严重危害经济基础的腐败分子，理应受到保障科学发展上层建筑的从重打击。
反思我国的反腐防腐工作，似乎存在过于柔情现象，它对腐败分子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体现在“重典不重”，突出反映在“不明财产罪”量刑过轻，法律量刑不适宜与西方国家为标杆，因为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育期，法制不完备、不配套使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有机可趁。某些地方对掌握重权的行政高官疏于监管，不排除有“老好人”当家，对“高级裸官”纪检监察人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是明证。贪污金额高达数千万而免死，是惩治腐败失之过宽的典型。道德防腐虽然带有根本意义，但是构筑道德防腐这个基石并非一日之功。在社会经济转轨变型的特定时期，“重典治腐”应该作为相当长阶段的特定策略。
“重典治腐”，应体现在法律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典”。人们拿毛泽东提议我国实行死刑犯缓期执行制度为某些数千万级贪官免死作佐证，但人们同样不应该忘记解放初期特定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对张子善、刘青山处以极刑的巨大震撼力。某些西方国家虽然废除死刑，但它同时实行判处上百年刑期制度，是实际上的终身服刑，虽活犹死，是轻刑不轻。我国实行的死缓制度，实际操作很多死缓犯短期内就迅速减刑为无期到有期而假释出狱，虽死犹活，是重刑不重。
“重典治腐”，应体现在查处违法违纪人员的“零容忍”。境外有香港廉政公署的死盯猛打精神，国外有新加坡对查处经济案件重处重罚制度，应该值得我们借鉴。一个案件犯罪嫌疑人死后香港廉政公署盯了10多年终于查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原政务次长黄循文，1975年因接受外商2000美元的旅游费，还不到两万元人民币，就被判刑四年；商业事务局原局长格林奈，1991年只因向银行申请购买新汽车贷款改作他用，法院以“欺骗银行的行为”判处其监禁一天，进而被政府开除公职，处罚最为严重的是，他50余万元新币的公积金和30万元新币的退休金被一笔勾消。要造成一种事实，让贪官们并非“牺牲我一人，幸福几代人”，而是“毁了我一人，影响一批人”，成为经济上的大赔本买卖。
“重典治腐”，应体现在纪检人员真正成为“党的忠诚卫士”。他们的政治素质，应表现在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不畏强权，敢于监管，敢于从严查处；他们的工作能力，应表现在能够“早期诊断”，把腐败分子惩处在初起、萌芽状态；他们的工作作风，应表现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科学严谨，百折不挠；他们的职业形象，应表现在公众感到可亲、可尊，腐败分子感到可畏、可恨。
总之，只有适应反腐严峻形势的策略才是科学的，只有符合反腐客观规律的策略才是科学的。只有审时度势，制定和实行科学的反腐策略，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
评论官方2010年2月23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一章中，更详细规定了高级官员从政行为八大方面的“禁止”，并详细列出52种“不准”的行为。
关注反腐问题的北京学者指出，今年反腐在制度建设上将有几大看点：即官员财产申报是否推进，怎样加大中高级官员反腐力度，能否在更高层面制约公权力和巡视工作如何进一步创新等。
专家认为，中国内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域不断拓宽、成效不断显现，但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违纪违法案件和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情况表明，现有的反腐败制度仍存在漏洞和缺陷。
于深层而言，权力腐败现象的存在，无非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只有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真正建立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腐败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