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韵珂
刘韵珂（1792—1864）,字玉坡，号荷樵，又号廉访，山东汶上人，鸦片战争时任浙江巡抚。与林则徐关系密切，是在战争初期与林则徐等一样坚决主战的高级官员之一。后曾仕至闽浙总督。
寒门学子跻身高位
刘韵珂出生于汶上县刘楼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儿时虽家境贫寒，但却非常喜欢读书习字。少年时为生活所迫，给村中一大户人家做小工。因其聪明机敏，被这家的老爷看中，成了小少爷的伴读。又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村人多以“刘三”呼之。仕至高官后，复在“刘三”后加“大人”二字。时至今日，汶上人提起刘韵珂时，辄亲切地以“刘三大人”称之。
嘉庆十三年（1808年），刘韵珂16岁时得主人家资助应乡试，一举中得秀才，同年入京城国子监学习。在这里，刘韵珂得到了许多名宿大儒的指点，再加自己的勤奋与刻苦，书法和文章很为时人推重。可惜在随后的省试中未能取得举人功名。这令他十分懊悔，更引为奇耻大辱，从此益发刻苦，励志成才。
嘉庆十八年（1813年），京城科考拔贡，刘韵珂以朝考第一，被任为刑部七品小京官。此后，在京候补，连续七年未被录用。没奈何，刘韵珂只得在京城赁屋苦读。
道光初年，刘韵珂经皇帝身边的红人荐举，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幅对联。此联甚得道光赏识，从此仕途一帆风顺。未多久，刘韵珂即被录为额外主事。道光六年（1826年）升员外郎，京察一等记名，授道府级爵位。道光八年（1828年）授安徽徽州知府，旋调任安庆知府。 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云南盐法道，次年升浙江按察使。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四川布政使。同年二月，其父病逝，刘韵珂按例丁忧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丁忧期满，刘韵珂先后被朝廷起用为广西按察使和四川布政使。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浙江巡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擢至闽浙总督之高位。
刘韵珂既非满人，也非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他既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他的官却升得很快。原因在哪里呢？品三国的易中天先生考证后得出结论的是，刘韵珂“一办事老实，二为人乖巧。” “办事老实”为皇帝欣赏，“为人乖巧”讨同僚喜欢。易先生的考证或许是正确的。但我以为，主要还是刘韵珂具有非凡的才能。假如刘没什么本领的话，他办事再老实，为人再乖巧，也不会屡屡升官的。何况在当时的社会上比他“办事老实”、“为人乖巧”的官吏多的是。
由战转和顺应朝廷
不少人（包括某些学者）认为刘韵珂在鸦片战争中是主和派人物，其实不是。至少在战争初期，刘韵珂是个彻头彻尾，与林则徐立场完全一致的主战派。
道光二十年也即公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于是年6月发动了著名的鸦片战争。在林则徐等率广东兵民的积极合力防御下，英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便按原定侵略步骤，北上进犯。7月初，英军攻厦门不下，遂乘浙江防务空虚，攻占了定海。时任浙江巡抚的乌尔慕额因“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被革职，刘韵珂被朝廷调任。到任后，刘韵珂于宁波安抚难民，并在沿海巡防，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农历正月，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赴任杭州后，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的主战言论。作为颜伯焘的密友，刘韵珂亦极力主张“必应寓剿于防，歼此丑类”。他俩联名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祯等主战派人士。同时，刘韵珂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并“请添铸位，以资分布”，配合两江总督裕谦积极筹办浙江防务。
招宝、金鸡两山隔港对峙，形势甚为险要，而港口只宽三百余丈，为防止英舰联结闯入口门，刘韵珂与由粤到浙的四品卿衔林则徐再三商筹，“拟购长大木桩，又从港口偏旁，层层扦钉，填塞石块，或明或暗，疏密相间，将江门束窄，则逆船势难直闯，而炮台均可会攻，于防剿似俱有益。”
对镇海和定海的防务，刘韵珂亦多次征询林则徐的意见。对于民众自发抗击侵略军的行为，他大力支持，并上书朝廷，赞赏定海各地乡民“慕敌忾同仇之义，相形踊跃”。
同年六月，道光下令各省撤兵时，刘韵珂竟抗旨不撤，并奏称“臣自上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痛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壕，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
同年八月十七日，英军再攻定海，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军五千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定海再陷，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后投水而死。宁波守城兵勇望风溃散，宁波失陷。在此情况下，刘韵珂不象其他官吏似的慌张失措，而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命令“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总兵李廷扬，按察使蒋文庆、道员鹿泽良驻守绍兴，募兵二万人守省城”，并“厄守具，清内奸，抚河匪十麻子投降效用”,保住了省城杭州和绍兴等地。
战事屡次失利后，道光帝便不再对前线增调新兵，认为军事抵抗无用，只能另寻他路。刘韵珂领会了皇帝求和的意图，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也由于他看透了形势，即由主战派转为主和派，向道光上了著名的“十可虑”奏折。一至七可虑为，英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军心、民心不二用。第八可虑，因为战争，糟粮难收，大军失利，军心不稳；第十可虑，因战乱频繁，当地军民相背，官军顾此失彼。而尤能打动道光的应是第九可虑，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敢于讲真话，敢于与当时的阿谀奉迎，大拍马屁的官场风气唱反调，这既表现了刘韵珂对国家的忠心，更体现了他的胆量。这应是他在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原因之一吧！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幅对联，道是“扬威威不扬靖逆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一中丞忧国忧民”。其中“扬威”指“扬威将军”奕经，“靖逆”乃奕经之弟“靖逆将军”奕山。兄弟二人寡谋少断，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中丞”即指当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由此可见，民间对刘韵珂是持赞赏态度的.
边局平稳以后，刘韵珂积极主持了修建营房，疏浚水陆要道等活动，并负责赈济抚恤了流利失所的15万难民。对朝廷要求增加的捐税，他坚持“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余不可捐”的观点，竭力为治下的百姓减损失，谋福趾。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刘韵珂升任闽浙总督。为防国家与英人做生意时受损失，他采取“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做下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43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后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对此，刘韵珂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刘韵珂的措施是不妥当的，可站在历史的角度，却未免不是一计良策。
同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无限制地扩大事端，寻衅滋事，他根据道光的意旨，制订了《沿海口岸防条二十四则》。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他针对外国商船来我国做生意，不经政府检查货物和按律纳税直接与商民谈生意的做法，便上书道光皇帝，要求政府制订一部完整的对外贸易条款。这两项举措，对于保卫中国领海，保护关税权，维护我国的司法、海关等主权，防止列强侵入内地和白银外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惜垂暮的道光皇帝和其后昏庸的咸丰皇帝未纳忠言，致使以后的中国日渐凋蔽，并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入侵者所凌夷掠夺。亲赴宝岛支持开发
刘韵珂对祖国宝岛台湾，亦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不惜涉险过海，亲赴宝岛，看望慰问高山族同胞，与同胞们密切接触，频繁交往，“同行同饮同乐”。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接到台湾淡水同知史年伯禀报，台南高山族同胞埔里等6社“求官经理”，要求朝廷开发台湾。朝廷命闽浙总督刘韵珂派员赴台调查。为了组织好这次活动，以便把台湾人民的真实情况反映到朝廷上去，刘韵珂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曹士桂前往。
曹士桂通过调查，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台湾和祖国血浓于水，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与祖国不可分裂。这是历史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台湾人民请求政府开发的态度是真诚的。
听了曹士桂的汇报后，刘韵珂除了行成文字上报朝廷外，并在曹士桂的陪同下亲赴台湾。
当高山族同胞按当地风俗杀鸡款待他们，并邀请他们与民同乐时，刘韵珂认为“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便“慨然应允”。为了更好地表示对高山族同胞的尊重，刘韵珂除根据朝廷旨令将曹士桂由江西南昌县令调任台湾淡水同知外，还安排专人协助高山族同胞搞好开发。临行时，他专门设官宴宴请高山族同胞的头面人物，对其他高山族同胞“命以大坛酒给从人与群番畅饮”，“以此御寒，且以同欢”。刘韵珂、曹士桂等官员真诚的关怀高山族同胞，为他们的生计所焦虑，“慨然者久之”，“恻恻然欲泪”，令台湾同胞也深受感动。正是因为刘韵珂等从维护祖国统一，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始终心系祖国，即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泛舟三湖书名远播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军即将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很快就成燎原之势。再加福建、浙江一带连年灾荒，官府依旧向农民催粮逼税，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流离失所，穷困不堪，对政府的仇恨与日俱增。闽浙乃边疆要塞，少数民族颇多，民风犷悍，常有聚众与官府作对的事件发生，官府亦镇压缉捕不及。刘韵珂精于世故，在探知洪、杨等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后，密奏道光。谁想垂暮之年的道光皇帝早为英夷等外国入侵者的事缠得焦头烂额，对刘韵珂的密报未予理会。面对如此局势，刘韵珂认识到，一旦有人首起举事，百姓便会云集响应，其势必不可收拾。而对丧失疆土的败军之将，清政府定然严惩不贷。思前虑后，他觉得不如趁现在局势平稳之际脱身。同年11月，刘韵珂以年老多病为由，向道光皇帝请假回籍调理。道光旨谕：“闽浙海疆紧要，刘韵珂既系久病俱增，毋庸赏假，著即开缺，回籍调理······”显然，道光皇帝对在多事之秋临阵脱逃的刘韵珂已露不满之意。第二年秋天，刘韵珂卸职退居家乡。
事实恰如刘韵珂所料，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广西金田村就暴发了后来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刘韵珂非常庆幸自己的及时抽身而退。
居家十余年间，刘韵珂除有时泛舟游于南旺湖、蜀山湖和马踏湖外，尤致力于书法临摹和研究。他的书法作品刚健雄强，颇得力于柳公权和欧阳询，再加曾任边疆大吏，一时书名远播，甚至高丽、琉球商人也不远万里，亲来求其墨宝，以得之为幸。而刘韵珂也全然不像某些故作矜持的官僚一般，乡里亲友，无论谁来求书，他无不应允。至今在闽浙地区及鲁西南民间，其存世墨迹仍被百姓视为珍宝而世代相传。他的代表作品是《汶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等。
同治初年（1862年），皇帝诏刘韵珂进京，委以四品京官。刘韵珂以耳聋目昏，年老体衰为由，力辞不就。同治三年（1864年），刘韵珂以七十三岁高龄，寿终于汶上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