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珊
王宝珊，清光绪年间生，甘肃省正宁县宫河南庄堡人，约在民国38年（1949）病逝。王氏兄弟4人，王宝珊排行为三，在家执掌家务，实际为商号“祥盛魁”创始人。 其弟王自治。
档案资料反映：“清光绪年间，王宝珊主要是靠发横财、得绝财、雇工剥削、经商得利、放高利贷、强霸硬占、依势压民等手段掠夺农民大批财物和生产、生活资料而发家。特别是在民国18年（1929）农业严重遭灾薄收，贫苦农民饥寒交迫之机，他勾结反动政府，实行了残酷的要粮、抓丁、苛捐杂税、非刑拷打，逼得贫苦农民出卖田产，王趁机以低价购买群众土地、财产，以高价出售粮食，放高利贷“黑驴打滚”，利上加利，零散钱总算账，以物顶债等办法，狠狠地搜刮了贫苦农民的大批财物。在严重天灾和地主残酷掠夺的情况下，闹得全村110户人家中，就有87户（占79％）烂了家产，少吃无穿。其中33户家产卖了一干二净，寸亩田地皆无，未有立足之地，没归宿之所。当时有9户群众，为了死里求生，携儿拖女，背老挑幼，沿门乞讨，出外逃荒。贫农曹昌学，因双目失明，被活活饿死，其妻领了12、16岁的两个孩子，背了一口烂小锅，悲愤交集，逃荒在外，一去未归。贫农王碎卜因饿无奈，偷吃王家的狗食，被其发现，大骂一顿，赶出门外。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硬死不离本土，无奈只得男的给王家做活，女的上灶做短工，娃娃牧羊等出卖劳力，维持生活。
民国时期，王宝珊拥有数百顷良田（其中陕西泾阳有水地300多亩），方圆十四五个村庄都有他的佃户，并且在陇东、兰州、河西、宁夏、陕西、湖北武汉等地有商号10多处，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商号就是“祥盛魁”。在南庄也有商号，叫“德怀堂”。王家号称“行走千里不住别人家的店，不吃别人家的饭，牲口不食别人家的草料”。到1949年解放时，王宝珊全家有80口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4％，拥有土地3000多亩（其中本村土地800亩），等于全村土地的1.2倍。除外村、县、省有房屋外，本村就有住宅13院，窑洞37只，房厦118间，牲畜28头，汽车（编者注：应为马或骡所拉之轻便大车）2辆。常年雇工24人，临时雇工每年约50～60人。雇工自耕地1000多亩，年收入粮食近40万斤；出租土地2000多亩，每年收入租子145000多斤。还在西安、兰州、汉口等16个大中小城市都有商业、药材、油坊、烧锅、洋烟、房产等生意，年收入金银无数可计。王宝珊全家虽然地多田广，但是种地不纳粮，依势不交款，苛捐杂税，征粮要草，由全村群众负担。当时全村贫苦群众组织起来，进行了斗争上告，但反动政府和地主同流合污，勾结一起，用残酷手段进行镇压，结果斗争失败。”
他的女婿张连清回忆：“王宝珊在南庄有好几处大宅，都接连而成，房厦无数；家中有80多口人，主事在他一身。平素沉默寡言，但是为人处事却相当稳健精明。每天早晨，他很早就起床，然后穿着大褂，背着烟袋，在院子里遛达，察看家庭作坊作业情况，召集雇工，分派任务，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家里的雇工有长工，也有短工，而他对待雇工并不苛刻，工钱虽然也不是很高，但从来不拖欠。同时，他专门准备了一辆大车，农忙时节帮助穷人耕地，所以在当地群众和雇工中很有威望。
在他这个大家庭中，他的家规很严，也很平等，而个人分工也非常细：他主外，他的媳妇主内，掌管家中内务，领导众妯娌和儿媳。众妯娌和儿媳两人一轮，在内当家的指示下负责具体操作。例如吃饭，不管是老爷，还是下人，合家上下，同用一个灶，共吃一样饭，即便谁的亲戚来了，饭也不变，而且是各人招呼各人的亲戚。做饭前，要先请示内当家，然后才能动手做饭。
王宝珊重视文化教育，在他的支持和提倡下，他的子侄们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的就有王会文、王昭文、王怀文、王濬文等，而在国民党各级政府中任职的除了王会文、王昭文、王怀文，王濬文，还有王成文、王奎文、王辑文、王富文、王周文几个人。与此同时，针对家里女眷文化素质低的现实情况，他在家中还办了私塾（女学），自己人教自己人。他的三女儿，能写会画，就是他重视文化教育的结果。
王宝珊的亲家张振襄称赞王宝珊文化好，人能干，家庭和睦，他人不及。”
《宁县志》载：王宝珊为人开明，民国26年（1937）春节之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驻防宁县，他和宁县和盛的张月桂、李天锋等为红军筹集军粮数千石。
王宝珊有4个儿子，分别是王会文、王奎文、王辑文、王选文。王会文，国民党政治大学毕业，曾在玉门、陇西县当过县长，解放后被枪毙。王奎文，曾任国民党宁县社会科科长，解放后以反革命罪名被镇压。王辑文，曾任国民党某师参谋、国民党无线电台台长。解放前在陇南起义，起义后在平凉当教师。“文革”中受冲击，以钉鞋为生，后被儿子接到新疆，死在那里。王选文，农民，现在家。还有3个女儿：老大嫁到了长武；老二嫁到了邠县北极；老三识文断字，能写会画，嫁给了山河城县商会会长张赞丞之子张连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