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劳动党
孤星社·铸魂学社·中国少年劳动党——关于中国少年劳动党历史的梳理吴汉全
关键词中国少年劳动党 孤星社 铸魂学社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 民国时期From Lonely Star Commue to Molding Spirit Society, to Chinese young labor Party
Abstract: Chinese young labor Party is one of progressive Parties in the period of GUO-MIN-PARTY’ administration. From cultural struggle in the stage of Lonely Star Commue to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or and rescuing conquered nation in the term of Molding Spirit Society , to democratic and political movemennt in the period of organizing a formal party, It formed a clearly developing track. From cultural struggle to political campaign , from forming an association to making up a party , Its process is a proof of fiercly political struggle in GUO-MIN-PARTY. Its process embodied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 of that period in another aspect.
Key Words: Chinese young labor Party Lonely Star Commue Molding Spirit Society Mordern political parties of China MIN-GUO times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存在众多的小政党，中国少年劳动党就是其中之一。学术界关于中国少年劳动党的历史还知之甚少，有关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至今还没有一篇关于中国少年劳动党的研究论文，这是一大缺憾。中国少年劳动党经过孤星时期、铸魂时期、组党建国时期，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本文试图将中国少年劳动的历史作一简要的梳理，希望对为中国现代政党史的研究有所贡献。
一、孤星社时期的文化斗争中国少年劳动党起源于“中国孤星社”，是在“中国孤星社”的基础上逐步演进发展起来的。中国孤星社成立于1923年，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和扶植，是由一般青年和各都会的职业劳动群众结合的组织。
1923年安若定创办《孤星报》，公开提倡“大侠魂”，主张发扬尚武精神，进行联络同志的活动。《孤星》杂志认为，在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封建军阀的严峻形势下，只有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遗传性的大侠魂精神”才能现在的中国[1]。《孤星》主张，整个亚细亚民族都有民族革命的需要，而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为猛烈，因此，中华民族作为亚细亚民族要进行“亚细亚革命”以尽自己“对于此后世界的天职与义务”，而当前“最要紧的是：（一）联络已经革命成功的俄国；（二）打倒东亚霸王的日本”[2]。《孤星》倡导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主张，很显然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革命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斗争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孤星》的创办者安若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平民教育”表示自己的独特看法：“我并不是不赞成平民教育，我是希望热心平民教育运动的先生们，不要以一千字四个月的平民教育算做平民教育”，因为“这种一滴地不彻底的改良社会，我们正恐怕有此欺人惑世的平民教育，懈怠或蒙蔽了人们的国民革命——彻底改造的决心”，因而不能满足于平民教育，而必须“从经济革命下手”[3]。这里所说的“从经济革命下手”，正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宣传的“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安若定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孤星社于1923年成立，具体月日已不可考。在1924年的6月间，为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还进行了一次改组。之所以定名为“孤星”，是因为创办者安若定有一理想，即“愿求化除小我为大我，化除自我为真我，缔结灵魂的同志，真我的知音，合燃同志内心的智光，共破社会环境的黑暗”。孤星社十分强调“信誓”的重要，在成立之初就要求“本社同志，应发信誓，激励大侠魂的精神，拿起青天白日的旗帜；遵守孤星社的社章，实践为我利群的使命”。孤星社的组织依据“权义平等”的原则组建，有独立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辅助机构——各埠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于开大会时由本社全体同志选举宣传、社务、经济、编辑、发行、纠察委员六人组织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接受本社同志或各埠执行委员会底建议加以表决而施行之。各埠执行委员会任期六个月，由本社各埠同志六人以上组织之。各埠执行委员会应辅助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社务，及宣传消息于社会或该埠同志而执行之。”[4]从中国孤星社的社名、使命、信誓、组织来看，这是一个主张鲜明、革命色彩强烈、组织较为严密的组织。
中国孤星社在1923年创办时，即得到孙中山等许多国民党人的支持。“除总理亲题报楣外，其他中央委员如吴稚晖，汪精伟，胡展堂，廖仲恺，于右任，戴季陶诸先生等，均曾与以物质上或精神上之援助。”[5]中国孤星社对孙中山的民族革命表示积极的拥护，号召青年要“热情勇敢的拿起青天白日的三民主义的旗帜”[2]，从事民族革命斗争。为了适应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形势，孤星社积极进行改组，并将自己的主张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更为贴近起来，在其发表的改组宣言中声明：“为抵抗国际帝国资本主义之侵略，与联络东方被压迫民族之要恢复人类生活而自求解放，故不得不急急起来做民族独立运动而宣传‘民族主义’；为抵抗国内军阀、官僚、绅士之蹂躏，与伸张二万万被压迫女同胞之要恢复男女平等而自求解放，故不得不急急起来做民权独立运动而宣传‘民权主义’；为抵抗地方田主、资本家及为富不仁者之剥削，与赞助劳动阶级被压迫农民、工人、学徒、小学教员之要恢复生计优裕而自求解放，故不得不急急起来做民生独立运动而宣传‘民生主义’；——总一句话：是适应于环境底需要，要把相对的信仰绝对的宣传中国国民党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来急救我们今日底中国。这是我们同志今日言今日底惟一的使命。”[4]
由于得到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支持，孤星社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孤星社分社有十余处，社员均为大中学青年学生”[5]，对于启发青年的革命意识、对于北伐战争都有很大的贡献。如1924年安剑平（安若定）曾介绍安友石加入孤星社，后又介绍安友石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秦邦宪于1921年夏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在校阅读进步书刊，于1924年加入中国孤星社。安若定本人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无锡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925年1月11日成立，安剑平、钱孙卿、许广圻、唐光明、杨锡类等15人被选举为总务委员。安剑平还参加了锡社，军阀孙传芳于1925年12月17日下令查封锡社，安剑平等人被逮捕。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中国孤星社积极活动，“惟十六年清党颇受打击，且有一部牺牲。”[5]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的最初时期，采取高压政策，中国孤星社未能继续开展活动。
孤星社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个文化性质的社团组织而不是一个政党组织，因而经常性的工作是“保留思想上的社团活动”。虽然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组织政党的需要，社团内部亦有成员有组党的要求，特别是“‘五卅惨案’爆发，爱国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社内若干分子就主张用独立政党的形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卵翼的军阀政府作经常的政治斗争”。但该社主持人安若定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在客观条件上“是注定了必须通过武装政党从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能完成，它的本质是阶级联合战线”；在此形势下，“当时一切的运动，天然的与‘国民革命’合流”，因而主张孤星社坚守自己的文化启蒙的阵地，没有将孤星社改变为政党[6]（P103）。尽管如此，孤星社的文化活动确为以后的中国铸魂学社及其后来的中国少年劳动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铸魂学社时期的抗日救亡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全国的各阶层人民兴起抗日救亡运动。铸魂学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安若定为创建铸魂学社曾进行理论上的准备，他先后写出《大侠魂论》、《社交哲学》、《大侠魂人生态度》及《新人论》等著作，在其他论文中亦有对“大侠魂”思想做过细致的阐述。1932年2月，安若定在南京发起成立铸魂学社，发行《大侠周刊》，宣传大侠魂为推行三民主义动力之理论，鼓吹“人格斗争”、“新人运动”为抗日救亡之途径。铸魂学社建立后，不仅加强组织建设工作，而且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铸魂学社显然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产物。铸魂学社前承孤星社，是孤星社的发展，当然亦有所不同。铸魂社的使命，与孤星社所异之处在由破坏而趋于建设，以“重铸黄魂”为公约。安若定以后也曾回忆道：“九一八后，鉴于国难严重，大侠魂论再版问世。二十一年，沪战猝发，国府仓促徙洛阳，余激匹夫之义，纠合新旧同伴，改组成立铸魂学社于南京，首赠‘黄魂重铸’锦旗一面于血战之十九路军。编行周刊，以发扬前方士气，安定后方人心，鼓吹大侠魂精神动员，有‘大侠魂精神一日不死，则中华民族一日不亡’之宣言。并创设铸魂书局，出版丛书。”[7]（P93）铸魂学社成立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安若定指示铸魂学社要发扬大侠魂精神，将打击汉奸卖国贼作为最主要任务，他说：“这‘卖国汉奸’才是天字号的小鬼魂！这‘卖国汉奸’才是民族复兴运动中底致命伤！所以亦只有‘卖国汉奸’才是我们今日大侠魂旗帜下打倒小鬼魂之最大对象！只有‘卖国汉奸’才是我们今日大侠魂旗帜下人格斗争之唯一死敌！”[8]（P29—30）正是铸魂学社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并将抗日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因而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铸魂学社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非常活跃，在动员全民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动员和号召作用。铸魂学社在创建之时虽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但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华北事变中殷汝耕叛国投敌，受到全国各界声讨。南京各学术团体在中央大学举行全京学术团体联合会声讨殷逆，南京铸魂学社派出殷震夏、马星阁出席参加，并推举瞿明宇起草讨逆通电三则。其一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府主席、蒋委员长暨各院部会长”，鉴于“元凶尚在，国贼未诛”的情况，要求中央政府“明令华北军政领袖，速为实力制裁”；其二致“北平何部长、宋司令、保定商主席暨华北各军政领袖”，表示铸魂学社愿意为华北地方当局的“后盾”，希望华北当局能够“使国贼伏诛，山河无缺”；其三致“全国各同胞各职业团体、学术团体”，认为民族危机“已远过九一八时十百倍”，号召全国各学术团体“在民族统一的立场上，为有组织之活动”，“以坚凝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求民族复兴之迅速成功”[9]（P34—35）。全民抗战开始后，安若定于1938年1月代表铸魂学社发表了《中国铸魂学社敬告全国国民并前方将士书》，呼吁全民族奋起发扬中华民族的大侠魂精神，抵御外来的侵略：“我爱国的全国国民，前方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都是万古不朽有历史生命价值的大侠魂者，一肩重任，负着大时代的使命前驱。大侠魂要为民族争独立，为人类打不平。”[10]铸魂学社鉴于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认为“大侠魂当前的任务”是：“唤醒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拿出自己的本能，在中央政府和唯一领袖蒋委员长指导下面造成一个中华民族整的大侠魂，打倒日本的大和魂。”[11]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铸魂学社号召动员全民抗战，以拥护现行政府领导为前提，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铸魂学社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壮大和发展。到1938年，正式成立铸魂学社的分社有南京分社、无锡分社、汉口分社等三处；设立通讯处（即尚未立案之分社）的有北平、济南、天津、上海、长沙等五处；其他还有许多城市，设立通讯主任。总计长江流域有24处，黄河流域有14处，珠江流域4处。成员分布，“黄河流域，以平津直鲁为最多；长江流域，以两湖川豫为最多；珠江流域，以贵州一省为较多”[5]。中国铸魂学社非常注重文化工作，以配合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出版的主要刊物有，南京出版的《大侠魂周刊》并组设了铸魂书局，长沙出版的《大侠魂日报》，济南出版的《侠魂月刊》，抚州出版的《国魂周刊》；此外，太原、保定、嘉定等各日报的附刊，也积极宣传铸魂学社的主张；在南京和上海还举行了两次全国运动大会，印发大小宣传品数十种，进行抗日宣传[12]（P47）。济南的社员二十余人组织无畏挺进队，参加关外义勇军，努力参加抗敌救亡工作。在抗战开始后，中国铸魂学社的抗日救亡活动，尤以“抗敌工作团”的活动引人注目。
这里有必要将“抗敌工作团”的组织演变作一简要的说明。最初的“抗敌工作团”成立于1937年底，由中国铸魂学社在武汉的同伴所组织，“由南京总社直接领导，并委张雨安同伴为团长，张侠生同伴为副团长”，后来“经理事会议决定改组汉口铸魂学社工作团，以张雨安同伴为团长，李实清为副团长，并向党政机关正式备案，批准成立。其主旨根据铸魂学社宗旨及大侠魂精神，以反抗暴日侵略，铲除汉奸活动，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各项抗敌救亡实际工作，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这时的“抗敌工作团”在组织建制上属于汉口分社的下属机构，全称为“汉口铸魂学社工作团”。当时的抗敌工作团，有演讲队、编撰队、壁报队、话剧队、歌咏队、画报队及乡镇支队等，后遵照政府的命令“改定本团之实际宣传工作，应时事需要，先后分置讲演、壁报、话剧、歌咏、文化供应、劳动服务及总务等七组活动。……本团及各宣传分队之团员增至三百人之多。并策动团员徐远、赵超等十余人赴得人后方参加我游击队”[13]。及止1939年3月，李实清总结“抗敌工作团一年来工作”时，“抗敌工作团”还是“汉口铸魂学社工作团”，接受汉口分社的领导。到1939年10月，安若定拟订了“中国铸魂学社抗敌工作团组织规章”，并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提出申请，将“汉口铸魂学社抗敌工作团改为本社抗敌工作团”[14]（P76），这时的“抗敌工作团”是中国铸魂学社的下属机构，才真正直属总社的领导。
随着铸魂学社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社会影响日增。至1938年8月，中国铸魂学社的“全国社员已发展到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尤以军人与国术界同志及学生青年为最多”[12]（P47）。由于铸魂学社的工作和影响，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于1939年4月正式批准中国铸魂学社为政府备案的全国性的合法学术团体。根据呈报的职员名单，中国铸魂学社的领导成员有：社长，安若定；干事长，瞿明宇；研究组长，冯超如；演讲组长，孙其铭；国术组长，田正峰；社员组长，徐霖；总务组长，施织荪。中国铸魂学社自正式批准以后社务活动日益复杂，组织亦大为发展，其情形据安若定1940年12月30日至社会部的报告称：“本社自奉准成立以来，即督饬各省市县社员发展组织，努力侠运，运动国民精神，加强抗建工作，计已成立分社者有重庆市分社、万县分社、川西边区分社等处”[15]（P84）。组织的大规模发展和抗战救亡活动的广泛开展，是这一时期中国铸魂学社的重要特点。
在抗战胜利之时，中国铸魂学社努力于组织的建设，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并利用不同的场合表明其政治主张。1945年8月，以中国铸魂学社的大部分成员为基础并联络社会上同情人士组织了“中国铸魂学社国民劳动建国同盟”，将“建国”任务纳入“铸魂运动”之中。在“中国铸魂学社国民劳动建国同盟庆祝抗战胜利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了“民主团结国共协调”、“万能政府创制宪法”、“国民大会解决国是”、“修辑外交安定社会”的四大主张，这可算是中国铸魂学社新的纲领性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该“宣言”对中共表示赞赏的态度，对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高度评价，并“对毛先生等远道而来之热忱，深致其慰劳之意”；认为“共产党年来敷政延安，亦颇有其进步建设与蓬勃峥嵘之朝气”，而且“在共产党，尤能体念时艰，相忍为国，去小异，就大同，远处看，近处做，进谋国家之建设”[16]（P89—90）。这是铸魂学社在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国民劳动建国同盟”的成立及其主张，为中国铸魂学社正式组建中国少年劳动党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少年劳动党的创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各阶层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呼声十分强烈。为了实行“宪政”，各方人士极为活跃，兴起了一个组党的热潮。中国少年劳动党就是在此形势下以中国铸魂学社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中国少年劳动党成立于1945年9月。在当时兴起的众多党派中，中国少年劳动党颇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以大侠魂动的哲学为信仰，并将大侠魂精神贯穿到该党行动之中。1945—1947年兴起的众多的党派中，冠以“民主”的小党派很多，如“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国农民自由党”、“大同民主党”、“中国民族联治民主党”、“中国民主急进党”、“中国民主合众党”、“民主社会协进会”、“中国全民民主党”等，这反映当时“民主建国”的时代特点。中国少年劳动党也以追求民主政治为政治目标，但将一政治目标包含在“大侠魂精神”之中。安若定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大侠魂”进行新的解析，说“大侠魂是主张科学的，民主的，革命的，进化的，不妨碍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17]（P109）。经过解释，“大侠魂精神”既继承中国铸魂学社的传统，又因应了当时建设民主政治的宪政目标，因而成为中国少年劳动党的指导思想。二是强调以少年精神来建设少年中国。五四时期由于《新青年》的创办和青年精神的颂扬，以“少年”为名的社团不少，但到40年代中期，在众多的党派中却鲜有以“少年”作为党的名称。而中国少年劳动党此时举起“少年精神”的旗帜并以此作为该党的标志，自有其特别的用意。在《中国少年劳动党敬告全国同胞书》中，对“少年”做了详细的解释，认为“少年”有“思想上底少年”和“行为上底少年”之分，所谓“思想少年”便是“思想自由”与“思想革命”的别名，是“含有自由的与革命的特质”；而“行为少年”则是“理性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别名，“含有真理的与道德的特质”。基于对“少年”这样的解释，很自然地就崇尚“少年精神”，其结论必然是“有‘少年’精神的党，必定是服从‘真理’，尊重‘自由’”[18]（P97—98）。这样，就将“少年”作为该党的重要标志，并在成立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少年的新中国”的口号。三是主张劳动本位。中国少年劳动党认为中国要实现“农业工业化，工业电气化”就必须通过劳动的途径来达到，所以在成立宣言中就明确声明该党是“劳动党”的性质。该党成立宣言中指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积极的生产，是为充实人民生活条件而造产的劳动党，是要把中国全民提升到世界标准文明之上的前进政党。”[6]（P104）之所以将“劳动党”定为该党的党名，根源于该党对“劳动”的非同一般的理解。在中国少年劳动党看来，“有‘劳动’工作的党，必定是人人劳动，个个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给与每一个人民自由发展工作的均等机会”[18]（P98）。正是将“劳动”二字体现在中国劳动党的党名中，在组党过程中颇赢得广大劳动者的支持。
中国少年劳动党在建党策略上是尽可能扩大其社会基础，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力量。中国少年劳动党以中国铸魂学社为基础，但不限于中国铸魂学社的成员，而是广泛联络社会力量。因此，中国少年劳动党的党员，也不尽为中国铸魂学社的成员，而是容纳了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种组织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其对自身组织的定位上，如它声称“中国少年劳动党，是一个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急进社会党”，是一个“革命生活的强大的集团”，“这个强大集团，是我们一大部分大侠魂信仰者，及其广大的同情者，包括农民、工人、商人、军人、青年、公教人员及久经脱离其他党派底党员，以及一切劳动分子与中国铸魂学社一部分社友，从革命的，文化的运动圈里，踏上建国运动路线一个政治的伟大结合。它将从过去革命的，文化的救国运动上放射灿烂的光芒，展开今后科学的，民主的建国运动，纪录历史上无限的光辉。”[18]（P97）中国少年劳动党自称是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将一切中国的劳动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就是要力图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以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在当时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中国少年劳动党就其政纲而言，以“建设”民主政治为中心，有着鲜明的宪政建国的特征。1946年，中国少年劳动党正式向社会颁布了《中国少年劳动党政纲》，揭示其10条基本政纲，可以说是中国少年劳动党的政治行动纲领，所表明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其主要特征却极为鲜明：一是以建设现代民主国家为目标。中国少年劳动党将民主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主张加快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切实实现民主制度，以建设现代民主国家为基本目标。如“政纲”的第一条规定：“实现全民的（无性别）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法律地位平等，以一人一票建设平爱政治的民主的现代国家。”又如“政纲”的第六条规定：“完成乡村建设，提高地方自治县长权力，缩小省制，及发挥中央政府统一的民主力量。”二是高度重视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的意义。中国少年劳动党认为经济建设在建设现代国家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应切实将民主的思想贯彻到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之中，积极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如“政纲”的第三条规定：“推进民生的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平等及切实普遍倡办城乡各种合作社，以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准使得到衣食住行之舒适安全。”又如“政纲”第七条规定：“调整租佃制度，实行累进税及征收土地贷款，佃农有优先承买权，以实行耕者有其田。”再如“政纲”的第九条规定：“取缔官僚资本，确定国营、民营事业范围，促进工业化，扶助私人中小企业，增进民族资本，对国家动脉铁道公路航线等交通事业，除干线必须国有化，奖励人民经营，以促进国内交通建设之迅速。”三是强调建立完善的法制秩序。基于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中国少年劳动党将法制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主张政治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法制秩序以保证各阶层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如“政纲”的第八条规定：“制定劳工法，实行保险制度，提高工人生活与文化水准，劳资双方处于人格平等协调合作。”又如“政纲”的第十条规定：“节制官民私产，制定国民劳动法，实行国民个个劳动政策，切实保障妇女职业及保护侨民政策，并包括文官考试任用与保障，给予工作机会均等，防止失业，根绝游民乞丐，维护人权，增进国家富力。”四是主张发展文化事业。中国少年劳动党由中国铸魂学社发展而来，尤其注重个性发展与学术自由，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如“政纲”的第四条规定：“培植科学人才，奖励发明，实行教育机会均等，并切实尊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促进国家文化之昌盛与进步。”[19]（P127—128）嗣后，中国少年劳动党又对其“政纲”加以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更突出其“建设使命”，将其“政纲的大要”定位为“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并将“政纲”的“建设”含义析分为“政治建设”、“民族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世界建设”等七个方面。
中国少年劳动党虽然自称为是劳动阶级的政党，并且也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前进方向，但就其实质而言，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少年劳动党成立宣言》中，该党主张“在全民政治下，防止‘资本独裁’制度的兴起；依阶级协调，劳资合作的方式，清除官僚资本及封建贪污剥削的压迫阶级；执行国营实业和民营企业的合理生产与分配，和平渐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6]（P105）。此处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20世纪的40年代典型的走中间道路的主张。中国少年劳动党在《成立宣言》中也明确表示，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中”的“先进工业国家”已经开始“普遍实施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合流的制度”。中国少年劳动党在对其“政纲”的说明中，极力主张“中国的社会结构必须变化”，而其途径是扶持“中等阶级”的成长，并以此作为该党的“基本势力”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20]（P129）。由此可见，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
中国少年劳动党是一个进步的党派，其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1945—1946年期间。由于所持的进步立场，在国民党统治区自然难以开展正常工作，特别是到1947年后，工作基本处于地下状态。此后，中国少年劳动党也曾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但终因成分复杂，组织不健全，被建议自行解散。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少年劳动党领袖安若定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1951年安若定作为参事被安排到各地参加土改或参观土改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安若定被列为特邀代表。1957年安若定参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4月1日工作关系转至全国政协。总之，中国少年劳动党作为一个政党，其历史以新中国的建立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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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少年劳动党政纲（1946年）[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20]中国少年劳动党政纲说明（1946年）[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作者吴汉全，文章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