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
文物保护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把房山云居寺和石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部石经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1]
石经规模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山在云居寺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公尺，开凿九洞，分上下二层。下层二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七洞，
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顺次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户可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镇之，称压经塔。[2]
刻造沿革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公元605年~617（隋大业年间）开始筹划，至639年（唐贞观十三年），刻完《涅盘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盘经》外，还有634年（唐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
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至辽代继续镌刻。据1058年（清宁四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1027年（太平七年）至1057年（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1056年（清宁二年）至1093年（大安九年）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
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1118年（天庆八年）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金代续刻石经始于1132年（天会十年）。后1136年（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1138年~1149年（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1149年~1190年（皇统九年至明昌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
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心安理得藏经碑1.4万余块。[3]
发掘经历1956年是释迦牟尼佛逝世2500周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号召各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为佛教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报请国务院，选择挖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自己的献礼。验明对数
雷音洞是工作组清理的第一个对象，这是9个洞穴中唯一为开放式的，一度作为法事活动的场所。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洞内残破的景象令人心痛。原本镶嵌在四壁的石经板有18块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块经板上被胡乱刻下了“到此一游”四个字；洞口处的土炕是用经板的碎片垒起来的。就在600多年前元代的至正年间，一个叫慧月的高丽（今韩国）和尚也曾经来到雷音洞，他读了洞中静琬写下的“贞观二年题记”，了解了静琬大师刻经的意图，又看到眼前遭受破坏的石经，心中一样惋惜不已。慧月留了下来，四处募化钱财，补刻了洞中损坏的5块经板，并在经末留下了题记。
撬开山上其余8个藏经洞的石门，尽管有山泉和风沙的侵袭，石经板依然保存完好。经过清洗，这些打磨过的石料光可鉴人。对山上石刻经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考虑到保护石经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山上的石刻经按照原来的位置又重新放回洞中，石门重新封好。挖掘地穴
1957年的夏天，工作人员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山下云居寺内，于已被炸毁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四边筑有围墙，穴内分大小不等的两室，摆满了一摞摞一层层辽金时期的经板。一年后，地穴石经的拓印工作也完成了，文物局拨专款盖建了库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块石经。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发现，学者们确定是《契丹藏》。辽代朝廷聚集众多高僧编写的《契丹藏》质量非常高，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从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后利用汉人学者、吸收汉族文化，国势大强。《契丹藏》编写完成后曾赠给高丽一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它一度失传，文献上也没有对它的记载，就连它是卷轴式还是方册本都无从考证。地穴石经出土17年后，北京文物局派专人去山西应县修复木塔，在木塔第四层卧佛的肚子里发现100多件辽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经，为卷轴式。经过对比，卷轴里一张纸的内容就是地穴中一块辽代石刻经碑的内容，字数、行数和个别用字都完全一样，充分证明了《契丹藏》是辽金时期刻经的底本。
石经山至今还保守着一些秘密不肯透露，据史料记载，山上还有一座名为“孔雀洞”的藏经洞，那些与文献数据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经中找不到的石经板就藏身于孔雀洞。回藏地穴
库房里一万多块石经板在出土后的40年间出现了严重的风化现象，损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千年里的总和。由于大气污染和材质本身的优劣差异，一些经碑的表面突起、发生了粉化，字迹也模糊了，有的甚至消失不见。
1999年9月9日，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佛教仪式后，云居寺石经重新回藏地穴。这是在原址上经过改建的一座现代化地宫，面积达400平方米，底板、侧墙和顶板均采取了防水设施，室内空气置换为纯度达99％的惰性气体氮气，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回藏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参观廊的大玻璃看到地宫里的石经。[4]
石经价值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