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润安
主要著作清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年(1832～1840年)间，他从事本草著述，编成《本经疏证》(内含《本经疏证》12卷、《本经续疏》6卷、《本经序疏要》三书)。在此书中取《本经》、《别录》为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为纬，交互参证，“疏其文而证其解”。书中采用笺疏之例，辨证之体，重在讨论药性及其在古方中的运用。另著有《明典》54卷，《伤寒通解》4卷，《医理摘抄》4卷，《医经书目》8卷等。[1]
其所著《本经疏证》与《本经续疏》，运用娴熟的笔法，优美的文句，将深奥的中医学理论阐述得十分透辟。现其议论纵横披阅，笔墨酣畅淋漓，读之令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仅以邹氏书中对菊花、羊肉、贝母的疏解，对呕吐、烦躁的训诂和对头面风的描述等为例，说明他不仅对医学经典研究有得，“往往于古人见解外，别有会心”，而且其古文学功底亦甚深厚，文字形象生动，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能“使药品之美毕彰，而《本经》之旨益著”。[2]
其所撰《本经疏证》，是对《神农本草经》药物研究、剖析得最深刻、最透辟的专著。邹氏论药，始终紧紧抓住药物所适应的病机，且不离论方与论病，往往是融《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诸书之精义于一炉，因而在发掘药物的精蕴方面多有其独到的见解。
疏解白术今以其疏解白术为例以说明之。邹氏论白术全文约3600余字，从九方面提出问题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1．白术总的功效是治脾气之不运而湿邪为患者。其治疗痹证，于风胜、湿胜者为最宜，寒胜者为差减，其相对应的症状特征是“风胜必烦，湿胜必重”，并以《金匮》中的麻黄加术汤、防己黄芪汤等方剂为例证。
2．呕吐之于术，渴是一关键。应当鉴别先呕却渴还是先渴却呕，者为病欲解，后者为水停心下。“用术治渴，为呕吐者言之耳。”但他紧接者又说明，“术究非治渴之物也”，如桂枝去桂加白术汤证中即特别说明是“不呕不渴”，“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大便硬何以反而用白术？（按常理，白术多治下利）邹氏认为“乃脾家虚也”，“夫脾虚则湿胜而不运。湿流于内能使大便不实；湿流于表，能使大便不濡。脾健则能制水，水在内，能使下输膀胱而大便实；水在外，能使还入胃中而大便濡。此理中丸所以下多还用术，而桂枝附子汤以大便硬小便自利而将术易桂也。”
3．白术治眩，非治眩也，治痰与水耳。如苓桂术甘汤证、真武汤证、泽泻汤证、五苓散证，等。
4．为何理中丸证中，脐上筑者，去术加桂？邹氏认为，奔豚，水气也，虽然白术补土，土能防水，但只能防其下泻，不能防其上涌。桂枝能降，能使在下之水气化，而水自归壑矣。
5．白术之止汗除热，不同于桂枝汤之治中风，能止汗除热。白术所治，必兼体痛身重，多系风湿相博之证，如防己黄芪汤证、甘草附子汤证。但如不恶寒反恶热，汗出而渴，身病发热，又为湿温证，则白术应当忌用。
6．以白术所主治湿证、水证、饮证，说明湿、水、饮为一源三岐。故《本经》、《别录》言白术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是治湿证；“逐皮间风水结肿”是治水证；“消痰水，除心下结满”是治饮证。仲景所创诸方，其实都是宗法《本经》而来的，是他用药之所本。
7．《伤寒论》治霍乱出两方主治，即五苓散与理中丸，皆用白术，不论“热多欲饮水”还是“寒多不用水”。但为什么在理中丸方加减法中，有去术，更用术，更加术，纷纷无定？邹氏认为，其关键在于白术能举脾之陷，不能定胃之逆；白术能治脾胃虚，不能治脾胃实也。“既吐且利，渴欲饮水，斯术为必需”。但这里需注意鉴别太阴吐利与少阴吐利的区别，后者有脉微、厥冷，二者最宜著眼，因此无用白术之理，而多用四逆汤类以除沉寒痼冷。
8．白术以除湿益气为功，然则凡湿皆可用术乎？曰否。邹氏认为，湿当分寒热。属于寒者，是阳郁阴中而不升，是气之虚，即阳虚。虚者补正以益气，白术茯苓是也。属于热者，是阴困阳中而不降，是气之实，即阳盛。实者除邪以益气，连柏栀黄是也。
9．白术与黄芩何以为安胎圣药？邹氏认为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白术健脾、黄芩泄热而已，应当看到，妇女之病多半涉血，初孕之时，下焦血旺，致气反上逆，是为恶阻。恶阻则中焦之气不变赤而为水（《内经》所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是白术在所必需。以后至妊娠五六月时，多有子肿之证，也是由于有水阻于腰脐之间所致。故《别录》载白术“利腰脐间血”，这是说得很精到的。故仲景对妊娠养胎还提出白术散和当归散二方，认为可以常服，其中皆有白术。邹氏说，“总之，血分之源不清，则血气不能和，而附血之湿，血盛之火，皆为胎前所有之常患”。这一论述就远比教材上的解释更深刻而全面。
人物评价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对每一味药物的疏解（包括白术）几乎都是一篇说理精细的论文，而且他“每缘论药，竟自论方，并成论病”，从而“使药品之美毕彰，而《本经》之旨益著”。难怪清代医家王孟英十分推崇他说：“邹氏之书疏经旨以证病机，俾古圣心源昭然若揭，不但有裨后学，足以压倒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