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嘉乐
严嘉乐（Karel Sl avicek，1678－1735），捷克数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于1678年7月24日出生于Jimramov（即今天的捷克共和国），1735年8月24日于北京去世，葬于明万历皇帝专为传教士划拨的陵寝中的第16号墓地（利玛窦先前于1610年也被埋葬在那里），那片墓地坐落于今天北京西城区的城墙外。
严嘉乐于1694年加入耶稣会。在奥洛穆茨研习哲学，今天的孔子学院就坐落在那里。1714年，他被派往中国，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在数学上造诣颇深，在音乐上也极有天分。他于1716年3月13日动身离开里斯本，乘船绕道非洲，经过5个半月的长途旅行，于1717年初到达北京。
在北京期间，严嘉乐写了大量的信，反映出他拥有的广泛和富有建树的生活阅历。在这些信件中，他介绍了航行到中国的所见所闻、第一次踏上这片未知土地的印象、中国的文明与风俗等，此外他还介绍了在中国开展的重大地形测量和天文观测活动。这些信件被寄给居住在巴黎、圣彼得堡和其他大学的欧洲著名天文学家。有些内容生动有趣，比如他描述了如何给康熙皇帝演奏古钢琴、与他讨论数学和音乐、如何被委派修理皇宫钟表的情形。其中一封信还包含有一张北京平面图，是他依照现代测量学原则亲手绘制的地图。
严嘉乐在其天文方面的信件中，曾批评过当时欧洲学者的一些错误看法，比如法国修道士雷诺多批判中国天文学正确性和悠久性的文字。这位修道院长从9世纪前往印度和中国旅行的两位阿拉伯人撰写的报告中提取素材，轻佻地描述了耶稣会士在中国开展的天文学研究。严嘉乐为中国天文学辩护的根据是60年一个循环的干支纪年（中国农历的依据），还有根据干支纪年计算的发生在公元前2155年和776年的日食。据严嘉乐称，由于雷诺多的著作误导了许多人，因此他决定必须为学者们做些有益的事情，披露以前从未有人探索过的真相，他写道：“我第一次有机会计算《春秋》中记载的36次日食，是今年初，在您尊贵的住所，您一定记得当时我们谈论过这件事。36次日食中的7次我就是在您那儿发现的；另外10次我是在船上看到的，其余的是我在南昌才发现的。这些日食的记载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少数几次有误差。这是抄写者的笔误还是《春秋》的作者孔子的错？这个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最近的几次日食的记载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当时还在世并且已较为成熟的孔子亲身经历过；第二，评论家们并没有忽略这些误差，但在承认有部分误差的同时为其余误差找原因。”（中国之信，九号信，1723）无论这些日食发生的日期是观测到的还是计算出来的，它们都向严嘉乐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文化遗产”。
严嘉乐欣赏中国科学，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相信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最富有教养和文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