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名词解释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分门别类鼎 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a，音甲)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u，音姑)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
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i，音志)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igong，音四公)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周礼·寿宫》记载了裸礼(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用彝、朝践用尊的事宜。尊流行于商周，因其特殊地位，不仅汉代沿用，甚至到宋代徽宗年间仍制作有“宣和三年尊”。
卣(you，音有)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e，音和)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i，音仪)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瓿（去声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簋(gui，音轨) 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簠(fu, 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盨(xu, 音须)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i，音对)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爵(jue, 音决)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编铙 商朝时军队盛行乐器。呈圆片形，形制与钹基本相同。
编钟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 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
钺 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 形状像板斧而较大。
朝代简介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各个朝代青铜器点评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功用性质在古人心目（古代文献）中，青铜器有两种基本功能或用途，一是“纳（内）、入”，即盛装物件；一是“设”即陈设布列。《礼记·礼器》说得很明确：“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郑玄注：“金炤物，金有两义，先入后设。”纳是青铜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而纳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纳对象即古文献所谓“实物（所实之物）”，就是上面所说“三牲鱼腊”，“四时之和气”之属，实际就是牺牲（肉食）、黍稷（主食）以及酒醴之类祖先生前生活必需品。而其主要就是把诸如此类分别纳入鼎簋尊彝等各类器物中，然后作以调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说文》说：“鼎，和五味之宝器。”《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说：“夫和生实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都在申明用青铜器调济容物，“和五味”以“示和”的基本意思。其调和方法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最终目的则在于和人心，“成其政”。
以金示和还有另一层或者说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炤物”或“象物”示和。《左传·宣公三年》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原来铸鼎，制作青铜器不仅用来盛装和调剂牺牲等给祖先奉献的礼物，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象物”，也就是在铜器外表刻画“物”的图像。通常所说铜器花纹实质就是图物象物。
那“物”是什么呢？答案其实非常简明。“物者，方物、神物也。”“物”也就是人们所崇拜的神灵，或者视之为自己祖先所由来的神物，有类于西方所谓“图腾”。当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陈擿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首次发明：“物即图腾”，可谓真知灼见。其实先秦文献所见诸多“物”字，很多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如《尚书·旅獒》：“毕献方物”；《诗·大雅·生民》：“有物有则”；《左传》中《隐公五年》：“取材以章物采”，《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宣公十二年》：“百官象物而动”；《国语》中《周语》：“服物昭庸”，《越语》：“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以及《周礼》中《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常》等“旗物”，《大司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等等。
著名青铜器司母戊鼎，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
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四羊方尊，（商代）
通高58.3厘米
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达34公斤，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理当进入文物精品之宝库。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酗亚方尊 容酒器。商代晚期铸品。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大敞口，宽折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雕成龙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
龙虎尊 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鸮尊
历史：商代后期
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此鸮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
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 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钺 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短剑发展而来。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成为象征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此处所选两件钺是商代后期作品，格外强调器物威严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艺术风格完全一致。
.爵 饮酒器，青铜爵最早出现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代晚期。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流与杯口之际有两注，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柄，下有三足。夏商时期
下面是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青铜礼器可分为四大类：
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其中盛肉的鼎是最重要的礼器。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是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
酒器。包括饮酒器爵、觯、觥及盛酒器尊、卣、壶、斝、罍、觚等。商代贵族饮酒成风，西周初曾严厉禁酒，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饮酒器大为减少。
水器。有盘、匜等。主要用于行礼时盥手以表示虔敬。
乐器。有铙、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达65件的青铜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及音乐的高度水平。
特点：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 高峰：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战国晚期，冶铁业出现，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包括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铭文，青铜乐器等
西周青铜器鉴定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从铸范种类上看，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从其它看，西周时期青铜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和夏代青铜器的特征相似，如，在听声音上和青铜器的锈蚀上、以及青铜器的重量上，其辨伪的方法基本相同。
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西周时期的许多纹饰遵循这个规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及其变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就逐渐被淘汰，在西周中后期，兽面纹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龙和鸟纹在西周时期也是少见，基本上弃置不用了，这是因为，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生产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的对手了，人们对许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不再恐惧，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兽至少也对它的习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经不再属于崇拜的对象，这样这些动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说是称之为神了，所以在西周时期真正的兽面纹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因为，只有抽象才是超现实的，才是人们所崇拜的，因为人们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则是新的纹饰，当然，这些纹饰是抽象到了极点，如，重环纹、垂鳞纹、龙纹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于解释的纹饰，比如说波曲纹，在西周时期的青铜豆和青铜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现，对于这种波曲纹有的人认为是一种不知名的兽纹，当然，我们对波曲纹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据我对虢国墓地青铜器上的波曲纹进行观察，总觉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应该和大海有点联系，因为大海在周代是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对于周人来讲还是极神秘的，这样人们就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也许这种波曲纹本身并不是来源于大海，但从外形上看不免会被人们这样理解。
西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布局方法上还出现了几种纹饰并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饰窃曲纹、中间为三角纹和窃曲纹、腹部为凤鸟纹或龙纹、圈足是窃曲纹，十分复杂，在手法上，主要采用虚实、纵横、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图案变化丰富多彩，但是对称性很强。另外，西周时期纹饰的特点还有一点，这就是主次纹饰的应用，即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般都有几种，但只有一种纹饰是主体，其特点很明显，一般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且面积很大。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仿制的西周青铜器，但大多都不得其精髓。
古代青铜器铭文辨伪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是另外做一块铭文范，镶嵌入主体内范中。有的铭文范嵌得很平整，周围没有明显的痕迹。也有嵌得较低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秦公簋、蕞器组的铭文皆是如此。商周青铜器在铸造长篇铭文时，有的还要划好线条或打好格子，所以一般铭文横行直行都比较规整，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而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大的感觉，同时在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样均匀的无光感，字体笔画的转折处，呈非常自然的圆势，而从事在陶范上刻铭文的技工，技术很高超，书写也很流利。
春秋战国青铜器上出现整篇刻上去的铭文，但原刻的文字是当青铜器脱范不久科的，因古时无钢刀，就用小轮子在铜器上琢磨出来的，所以字体比较光洁，只有琢磨痕，而无刀痕。宋代以后很多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作伪铭纹，作伪铭纹是用刀刻的，一笔要刻上好几刀，往往会留下刀刃的痕迹。
宋代以来，金石家的研究重点是文字，当作历史文献对待的青铜器铭文，所以当时有铭文的青铜器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那时收藏家们对青铜器的搜集，往往偏重在铭文方面，宋代仿制的青铜器也大部分带有铭文。
鉴定铭文真伪，除仔细观察原铭文附近有无改凿.改刻以至字体不一，表面高低不平，补上伪锈等痕迹外，还可以从铭文的铸造方法来鉴定。后刻的铭文，有的是有所本，字体比较拘谨、呆板，字口内有或隐或显的刀凿痕。而用翻砂法铸造的青铜器，泥料颗粒比较粗，铭文笔画的表面与细腻的范土铸造不同。
青铜器特点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青铜器的四大特点，是鉴定者应当了解的基本常识。
青铜器鉴别
从史料归结出伪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全器皆伪。如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按原器翻铸，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260克。因此有经验者用手一掂量，即可感知。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 "子幅觯"，整器由凤鸟纹等纹镂刻而成，但纹线死板，纹饰呆滞，同时器表是用漆皮做的地。因此，细心审视，也可以看出破绽。
二是器物的一部分为伪作。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器身为真器，但作伪者在其口部加上了一个流，并在腹上部又加上了一个饰物，成为一件古代无此形制的觯，不伦不类。
三是拼凑真器残片做成伪器。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 "商代卣"，器身与梁的纹饰风格不同。仔细看，梁环有焊接痕迹，表明梁与器身原不属一器。虽其均用商代青铜器残件做成，但整个卣应为伪器，因为卤无此形状提梁。
四是器真铭伪。这又包括两种情况:其一，铭文全伪。铭文或用刀具斩刻而成，或用化学药品腐蚀而成。内容或仿某一真器铭，或拼凑，或随意杜撰。由于戈、剑的平面部位易于伪刻，所以在戈、剑上伪刻铭文较为多见。其二，在真铭外，加刻伪铭。
五是器真而花纹伪。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纹少的嚣物上伪刻花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制造的"父已壶"，原为战国素面壶，作伪者在其身上伪刻了商代的兽面纹及。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战国几何纹壶"，作伪者在花纹中伪嵌了金银丝片。
青铜器的修复保养青铜器的修复与保护由于金属类文物的修复保护技术基本相同，青铜器修复保护技术在金属类文物中比较金面，而且青铜器占金属文物中的比例最高，所以本文以青铜器的修复保护为主全面系统的介绍青铜器修复保护技术，大家可从中借鉴其它文物的修复保护方法。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青铜时代，这是一个以青铜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所谓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等元素按一定比例熔铸而成的合金，以铜为主，颜色呈青，故名青铜。
。 第一 青铜器文物的腐蚀机理 要修复和保护好青铜器，必须对青铜器腐蚀的机理进行探讨，以利于采取正确的、有效的保护措施。青铜器锈蚀机理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不断的有所发展，各种理论和观点不断踊现，但目前看法较为一致的是：器物埋藏地下时接触到氯化物，因为氯离子半径小，容易穿透水膜而与铜作用形成氯化亚铜： Cu十Cl＝→CuCl十e 氯化亚铜又与水反应生成氧化亚铜和盐酸： 2CuCl十H20→Cu20十2HCl 氧化亚铜遇氧气、水和二氧化碳时可生成碱式碳酸铜； Cu20十―02十H20十C02→CuC03•Cu(OH)2 氧化亚铜遇水、氧，加上盐酸又可转化为碱式氯化铜： 2Cu20十2H20十02十2HCl→CuCl2•3Cu(0H)2 因此，青铜器在外界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腐蚀产物，是一种由内向外为CuCl、Cu20，再向外是CuC03•3Cu(OH)2或CuCl2•3Cu(OH)2，或两者都有的层叠状结构，这一结果已被 x射线衍射法的分析所证实。 由于氧化亚铜层的转化产物一碱式氯化铜是疏松膨胀的，呈粉状，通常称为粉状锈，氧和水仍可进入其中，使氯化亚铜层转化为碱式氯化铜∶ 4CuCl十02十4H20→CuCl2•3Cu(0H)2十2HCl 这就造成了内部生成粉状锈的条件；生成的盐酸遇到共析组织，又使铜转化为氯化亚铜： 4Cu十4HCl十02→4CuCl十2H20 形成的氯化亚铜又与浸入内部的氧气和水作用生成碱式氯化铜。这样周而复始，使青铜器的腐蚀产物不断扩展、深入，直到器物溃烂、穿孔，这就被称为“青铜病”。 青铜器锈蚀机理有的资料认为还与青铜中锡；铅密切相关。通过电镜扫描；电子探针进行分析后得出“粉状锈”的化学成分为∶碱式氯化铜、二氯化锡(或亚锡的络阴离子）及氧化铅的混合物。青铜“粉状锈”是点蚀型腐蚀。青铜器中铜、锡、铅呈不均匀分布，可分为许多电位不同的微区，并组成微电池进行电化学腐蚀，这是产生点蚀得以扩展的内在因素。其锈蚀蔓延的条件是潮湿、含氯离子的环境，这是点蚀发生的外界因素。 对青铜器的锈蚀，有的还提出了生物腐蚀的观点、实际上有些金属器物在缺氧的条件下，腐蚀速度仍很快，腐蚀产物为大量的硫化物(这已被一些试验所证实)。这种硫化物是在嫌氧细菌的作用下，由微生物还原硫酸盐产生的硫化氢而转变得采的。有关生物与青铜器锈蚀关系的理论还有待于人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三,青铜器的去锈与保护 青铜器大多数曾经地下埋藏，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作为腐蚀介质土壤的毛细管及孔隙被空气、水和电解液充满。青铜器埋于地下，在空气、水、电解液的作用下，自然形成各种不同色彩的腐蚀覆盖层，有黑色的氧化铜（CuO）、红色的氧化亚铜（Cu2O）、靛蓝色的硫酸铜（CuSO4）、蓝色的硫酸铜(CuSO4•5H2O）、绿色的碱式硫酸铜（CuSO4+3Ca(OH)2）、白色的氯化亚铜矿（CuCl）、白色的氧化锡（SnO2）等不同色彩。绝大多数属腐蚀产物，不仅没有破坏古代艺术作品，反而更增添了青铜器艺术效果。古色的腐蚀层，成为青铜器庄严古朴、年代久远的象征，锈层一般并未改变青铜器物的形态，而且铜锈的性质也较稳定，不致使器物破坏。所以这类腐蚀层应保留。但鉴于大多数出土青铜器基本上都是有土及锈包着，如要露出底色、花纹、图案、铭文，就必须除锈。但除锈又不能损伤铜器本胎，并要保留好的锈色。与基本除锈不同的是“粉状锈”的去除，青铜器锈蚀机理主要为氯离子的存在对青铜器的锈蚀影响最大，是产生“粉状锈”使青铜器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要保护好青铜器，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氯离子，怎样将氯离子从器物里层移出来加以除去，或者是把氯离子封闭、稳定在器物的内部，使之与氧气和水分隔绝，免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去除多余铜锈及“粉状锈”方法很多，采用何种方法除要视每件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总的有一条原则，必须保持器物的原貌，特别不能伤害器物的铭文、花纹和古斑。
除锈方法主要有处理方法有三类：即机械法、化学法和电化还原法。三类方法上相互配合使用。 （1）机械方法：分为手工操作和机械操作。 手工操作：多用于已暴露在青铜器表面上的粉状锈。可以用各种工具，如不锈钢针、锤子雕刻刀、凿子、錾子、不锈钢手术刀、多功能刻字笔、洁牙机等，直接在器物上操作，细心地将粉状锈剔除。在粉状锈去除后，往往会发现一层很薄的铜，这并不 青铜器的铜体，而是氯化铜水解过程中产生的铜。它的下面常掩盖着许多灰白色的氯化亚铜，因此，用钢针刺穿薄层铜质后，发现确系氯化物可将其去除，直至见到铜体为止。机械方法包括：挖剔、削切、刮磨、锯解、扫刷、吹扫、打磨等。 机械操作有： 喷砂机:可用于清除金属表面上的锈蚀和腐蚀产生，它的去锈原理是利用气压喷射金属微粒，锈会被迅速去除。该方法一是快速，二方便，三去锈面积可大可小，这一点比激光器去锈、超声波去锈有更大优势，四有些洞隙深处的锈也能去除。 激光去锈：采用激光对青铜器孔洞状深部病灶中氯化物的去除具有准确、易行的特点。主要利用激励出的巨大光能，瞬时作用在表面锈层上，使表面温度迅速上升，利用激光束同物质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光热、光化、光压等光学效应。由于锈层结构疏松，对该能量的吸收能力强，因而将锈蚀层迅速烧熔，汽化与本体分离，他能够快速、高效、无污染地清除掉青铜器表面的绿色有害粉状锈，从而达到延长青铜器寿命、有效保护文物的目的。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大面积有害锈的去除。 超声波去锈法：超声波清洗器，是采用超声波微机械振荡波，无论在固相、还是气相介质中均可以波的方式传播。其机理：借空泡作用，而发生高频冲击及振动液体，在超声波的一个周期中的某个时间受到负压，液体在液固界面被引开使那里成为真空，产生空化气泡，在另一时期，又因承受正压而空泡形成至破裂过程，以高频反复进行，对被清洗物品上的污垢进行周期性的强力冲击，而使之脱离物品，而污垢物品表面的空化气泡的剧烈振荡作用，更促使污垢自物品剥离，故超声波能达到极好的清洗效果。也可加入倍半碳酸钠溶液浸泡通过超声波加速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长时间的浸泡处理效果。另外，还可以用超声波洁牙机、刻字笔等。（2）化学法 用化学试剂配制除锈液，除锈液配方较多。
l、 用5％－10％柠檬酸、5％－10％氢氧化铵、碱性酒石酸钾钠，可直接将青铜器置于除锈液中浸泡，也可以用脱脂棉蘸除锈液，再敷于生锈的部位。
2、倍半碳酸钠法：倍半碳酸钠亦称碱浴浸泡法，所用化学剂为碳酸钠和碳酸氢钠，配制成碳酸氢三钠溶液，将含氯化物的青铜器浸入1％或5％的倍半碳酸钠(Na2C03•NaHC03•2H20)溶液中浸泡，浸泡时最好加热，使液温白天保持在40℃左右。晚上自行冷却。溶液中，至该浸液中无氯离子出现为止。然后再将器物用蒸馏水浸泡冲洗，将锈蚀的青铜器放入溶液开始每周换一次，几周后可半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换，浸泡至少要三个月，直至氯离子浓度达4PPm以下为止，这是一种沿用很久的方法，缺点是极其费时。 这种方法，通过浸泡腐蚀产物与倍半碳酸纳发生作用，而使氯离子进入溶液中，对保存绿色的铜锈有利，当需要保留铭文、花纹和古斑时,用本法比较合适，所以直至目前还被广泛采用。但是从除去氯离子的效率来看，它不是特别好，这是因为青铜器表面腐蚀层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个由扩散控制的动力学过程。只有多次更换浸泡液，才能使氯离子继续扩散出来。为了提高除锈的效果，需要延长浸泡的时间。如果倍半碳酸钠的浓度采用5％。不但释放出的氯离子多，而且速度也快，但是对铜的消耗也相应增加,故不宜采用过浓的倍半碳酸钠溶液。
3、苯并三氮唑(BTA)法：BTA法系国内外用来保护铜及铜合金常用的很有效的青铜缓蚀剂，用于古青铜器的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苯骈三氮唑是白色到奶油色的粉末结晶，能溶于乙醇、苯等有机溶剂中，关于BTA抑制铜腐蚀的机理主要有两种，即吸附理论和成膜理论。吸附理论认为，BTA吸附于铜器表面后，改变了金属与溶液的界面结构，并使阳极反应的活化能显著升高，从而降低了铜本身的反应能力。而成膜理论认为，BTA对铜的保护与Cu20膜的存在有关，能形成Cu(I)—BTA配合物保护膜，也能在Cu0表面上形成Cu(I)—BTA配合物保护膜，这种膜覆盖性能良好；紧贴在金属的外部，把金属表面与腐蚀介质隔开，形或不溶于水及部分有机溶剂的透明覆盖膜，生成膜比较牢固，使金属的溶解或离子化程度大大降低，起到了保护金属的作用。 具体的保护方法是先配制5％的BTA乙醇溶液置于可抽真空的容器内，放入待处理的青铜器文物，由真空泵抽至溶液呈沸腾状停止，将整个容器于恒温糟中恒温至60℃，恒温期间控制真空度为400毫米汞柱即可,—般需要8小时以上，结束后取出器物用乙醇洗去表面残留的BTA结晶。而BTA在60℃下作减压渗透处理，使缓蚀剂能充分地渗入器物的锈层内，而且成膜最好。如果没有减压设备，或者文物体积较大时，也可用小浓度的BTA溶液，用毛刷蘸取BTA溶液直接在器物上多涂几次。对处理后的青铜器也可用苯骈三氮唑乙醇溶液浸泡过的纸张包裹，使器物处了苯骈三氮唑的蒸汽中。 为了防止苯骈三氮唑挥发过度，使青铜器文物长期而完整地保存下来，在除去器物上粉状锈后，在其表面上涂一层无色、透明，抗化学腐蚀性能好，附着力强，老化期长，且能保持文物原貌的涂料进行封护，以加固缓蚀剂与青铜表面所形成的膜，使其膜更加坚固，防腐作用更加持久。可涂刷3%的乙基纤维素乙醇溶液或3%聚乙烯醇缩丁醛乙醇溶液、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甲苯溶液、三甲树脂甲苯溶液、有机硅树脂等。 近年来国外对BTA系列缓蚀剂的研究仍很活跃，并推出了一些新的衍生物，如甲基苯并三陛(TTA)，萘并三唑、2．5—二巯基噻二唑、2—(5—戊基胺)—苯并味唑、2—巯基苯并味唑、氯苯并三唑、2—氨基嘧啶等，这些物质在抑制铜的腐蚀方面均优于BTA。另外还提出了一些提高缓蚀性能的新的使用方法，即以BTA为主体，加入一些其它药剂组成复合缓蚀剂。实验证明，使用复合缓蚀剂往往比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缓蚀剂具有更为优良的缓蚀效果，其缓蚀率比简单的加和值要大得多，这种相互发挥各成分作用的效应，称为缓蚀剂的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是研究缓蚀剂从延缓腐蚀提高到阻止腐蚀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BTA与芐胺混合，不仅加快了成膜速度，而且也提高了缓蚀能力。BTA与钼酸盐混合使用，其缓蚀效果加倍。
4、过氧化氢法：用过氧化氢作为氧化剂将氯离子氧化除去，所用的浓度，视锈蚀情况而定，剩余的过氧化氢稍为加热即可全部分解，对器物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本法与倍半碳酸钠浸泡法比较：处理的时间短，除去氯离子比较彻底。与局部电蚀法、氧化银封闭法比较，过氧化氢法对面积大小不同的粉状锈，对深浅不同的粉状锈都可清除，使用面宽而且处理比较简便。
5、乙睛法：用50％、5%乙腈、5%乙醇加水至10O%。这种溶液中的乙腈与亚铜离子形成稳定的碱式氯化铜，这种溶液效果较差，不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本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浸泡时间长了会导致绿色铜锈变黑，而且因乙睛蒸气有中等程度的毒性，浸泡时需要良好的通风环境或密封措施。
6、氧化银保护法：此法适用于斑点状“粉状锈”局部腐蚀的器物。它是利用氧化银与氯化亚铜接触后，在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下，形成角银膜的办法，封闭氯化亚铜的暴露面，以达到控制青铜器腐蚀的目的。首先用机械方法将产生“粉状锈”的根源一灰白色腊状物的氯化亚铜剔除,直到看见新鲜铜质为止，用丙酮将腐蚀区擦干净,然后用乙醇将氧化银调成糊状填充剔除部分，使未剔净的氯化亚铜与氧化银接触进行反应，形成角银膜而阻止氯离子的作用，使铜器趋于稳定。但此法经填充后的凹坑表面形成棕褐色斑点，还要作随色处理。
7、去离子水法：对于一般青铜器的清洗可采用40℃一60℃的去离子水或蒸馏水反复多次漂洗腐蚀的青铜器，可以洗去氯离子而不会改变青铜器的绿锈,但此法对除去氯离子的能力有限效果不佳，只可作为完好青铜器的清洗。
8、柠檬酸和硫脲混合溶液法：5%柠檬酸、1%硫脲的水溶液（PH=O.95）清除局部有害锈，然后用l%NaHco3水溶液中和残留试剂，在此溶液中硫脲作为金属缓蚀剂，同时又能与亚铜离子形成多环配合物，柠檬酸则与二价铜离子形成稳定的配合物，这样可使氯化亚铜与碱式氯化铜分别溶解，达到去除粉状锈的目的。但与一价铜的配合能力较差，而硫脲对一价铜的配合能力较强，因此硫脲常作为添加剂与柠檬酸混合使用效果好。这是由于在腐蚀产物中，碱式氯化铜的锈比起氧化亚铜的锈要疏松得多，要使氯离子顺利地通过腐蚀层向外扩散，关键在硫脲的加入起到调节柠檬酸对氧化亚铜的配合能力的作用，形成一价铜与硫脲的配合物而使部分氧化亚铜层溶解。同时硫脲也可与氯化亚铜配合，使氯离子释放出来，达到除锈的目的。本法对大件青铜文物，特别是需要揭示表面铭文和花纹图案时，可显出很好的效果。
9、碱性连二亚硫酸钠法：将器物用5%连二亚硫酸钠水溶液浸泡24小时，由于在二亚硫酸钠的强还原性，可将二价铜，亚铜分别还原为铜，连二亚硫酸钠根本身氧化为硫酸根。在运用碱性连二亚硫酸钠溶液去除硫酸根。在运用碱性连二硫酸钠溶液去除氯化物时，应注意控制溶液的PH值于13以下。因为青铜中含有一定量的锡，金属锡的强碱介质中可生成。Sn（OH）-2。配离子进入溶液，从而使金属基体中的锡则不受影响。运用连二亚硫酸钠去除氯化物能获得十分理想的效果。用此法处理后，还要在蒸馏水中清洗48小时，以除去残留的腐蚀性溶液。此法的缺点是连二亚硫酸钠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恶臭气味，处理必须在密闭容器中进行，同时还带来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