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土战争

希土战争

Greco-Turkish Wars

１８９７年与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期间希腊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间发生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又称三十天战争。当时克里特岛的基督教徒同他们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关系逐步恶化。１８９７年穆斯林起义，２月初，希腊军占领克里特岛，４月希腊军袭击在色萨利亚的土耳其军队，希土战争开始。４月底希腊军战败，５月２０日停战。１２月４日，缔结和约，希腊向土耳其赔款４００万里拉，并将色萨利亚部分领土割让给土耳其。不久，土军撤离克里特岛，该岛成为国际保护领地。１８９８年建立自治政府。１９１３年签订的《伦敦条约》最后把克里特划归希腊。

第二次战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当时土耳其政府接受协约国强加的丧权辱国条约。但土耳其人民拒不承认，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奋起斗争。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和防止意大利占领土耳其的士麦拿，协约国支持希腊对小亚细亚的领土要求，希腊于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５日占领士麦拿，导致第二次希土战争，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５日希腊政府拒绝协约国的和平调解。７月１７日希军占领屈塔希亚，并企图攻占安卡拉。土军撤退到萨卡里亚河东岸，连续激战２２天，阻止了希军进攻。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６日土耳其１８个步兵师和４个骑兵师发动反攻，希军开始全线溃退，９月９日土军夺回了士麦拿，１６日将最后一批希军赶出小亚细亚。１９２３年７月２４日签署了《洛桑条约》，希腊被迫将东色雷斯、伊姆雷斯岛和特内多斯岛归还土耳其，放弃对士麦拿的要求。

希腊前首相古纳里斯等６人被判处死刑，国王康斯坦丁（１９１３～１９１７，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在位）被迫让位，流亡国外。战争给希腊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使希腊的社会、政治、经济长期处于危机和动乱之中。

希土战争总论述[1]1919至1922年的希土战争，是土耳其反抗外族入侵，捍卫领土完整、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历时3年零4个月，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起自1919年5月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止于1920年6月大国民议会政府基本平定安纳托利亚各地的武装叛乱，它是土耳其民族解放政权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诞生和成长的时期。国际、国内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军事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辅助形式。协约国对土耳其的地域性入侵只是为了部分地造成《色佛尔条约》瓜分条款中的既成事实，而凯末尔党人则在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民族解放组织而奔忙，战争规模不大，而且希土之间的战事，在最初阶段只不过是整个安纳托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920年6月22日希军向土耳其内地进攻，至1921年9月13日土耳其人在萨卡里亚大获全胜，为战争的第2阶段，这是土耳其民族解放政府与希腊在军事上进行全面较量的时期。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形式也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战争在此阶段进行得最为集中和激烈，而最终的萨卡里亚战役则表现为决战形式，并且奠定了整个战争的胜负大局。从1921年9月希军退守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战线，至1922年9月18日土军肃清小亚细亚的全部希军，为战争的第3阶段，这是土耳其人的战略反攻时期。此间，希腊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失去主动，而土耳其新政府则已完全成熟，他们在政治上已从保卫民族政权发展到争取国际地位，作战形式也由防御演化为大规模围歼和追击。

1922年9月，当土耳其在小亚细亚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想起这个国家3年前的情状：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军队瓦解，大 部分领土落入敌手，而仅存的安纳托利亚一隅还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土耳其人亡国灭种的命运似乎业已注定，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土耳其竟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奋然崛起，不仅另立了政府，重建了军队，而且还打败了军事实力上比他们强大的敌人，这一结果曾使许多西方政治家困惑不解。但是如果对希土双方进行一番综合分析，就会消除那些表面现象的迷惑，得出比较客观而准确的结论来。

双方的士气对比这场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

摩德洛司停战协定之后的世界政局将土耳其逼上了绝望的境地，也正是这种绝望促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觉醒和日益团结。战争初期各式各样的护权协会与游击组织都是自发组成的。民族政府成立以后，青年纷纷参军，老人和妇女帮助军队挖战壕、修工事、运送粮秣、看护伤员，工人和手工业者则全力制造各种武器供应前线。伊斯坦布尔的爱国群众还想尽办法从苏丹政府和占领军那里获得武器，偷偷运往安纳托利亚的国民军那里。安卡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正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支持，民族武装力量才能在不断受挫的情形下，仍能继续发展壮大。

希腊的情形则不同，它没有土耳其人那种亡国灭种之危，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攫取一部分小亚细亚领土，因此这场战争得不到国民自觉而长久的支持，希腊政府只能依靠一支正规军队。而作为一个小国，希腊的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向海外用兵只宜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同时，其军事行动还必须得到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支持。随着战争的拖延，这些必备条件都一一失去了，希腊人逐步由主动变为被动。1922年，政府不得不强制发行国家公债以维持战时经济，致使物价飞涨，国民怨声载道。而当土耳其发起战略反攻的时候，作为希腊政府最后一点本钱的军队也开始反叛，大敌当前，士兵们却不再服从命令，许多阵地就在混乱中被轻易地放弃了，更有不少地方的守军在还没看到土耳其军影子的情况下，就匆忙撤往海滨，致使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军队得不到接应，整师整师地被土军俘获。这种情形与一年前土耳其人在萨卡里亚战役中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顽强精神恰成鲜明对照。

土军的统一领导土耳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对独立战争的统一领导

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就不断进行自身的改良，以适应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这些改良使土耳其的社会基础较其他半殖民地国家进步，从而也造就了一批商业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青年在德国式的军事院校中，接受过现代西方的军事、文化教育。土耳其这些有着强烈民族民主思想的军官阶层，作为资产阶级的中坚，对苏丹制度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有深刻的认识。独立战争初期的许多游击组织就是由他们发起的，而直接掌握土耳其残余军队的军、师长们则是安卡拉政权最主要的支持者，土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如伊斯迈特、卡赛姆·卡拉拜基尔、费夫齐·查克玛克、里费特·拜莱等人在国难当头之际身先士卒、善于指挥。凯末尔本人更是集政治、军事才干于一身的领袖人物，他目光敏锐、行动果敢，在土耳其的民族复兴事业上表现出了坚强的毅力和强大的创造力。由于众望所归，凯末尔大权独揽，但他头脑冷静，总是尽力避免使用独裁的方式领导民族运动，对社会法治及政治标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因此他所领导的政府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拥护。

希腊的政治分裂另一方面，希腊自独立以来政局一直不稳，国体在君主制与立宪制之间徘徊不定，致使社会发展长期受阻。1910年维尼泽洛斯出任首相以后，大力推行积极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希腊的国势才日臻兴盛。以后，维尼泽洛斯又利用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希腊赢得了令人瞩目的国际声望。然而，正当维尼泽洛斯关注小亚事务的时候，国内的复辟势力却已抬头。1920年底，康斯坦丁通过大选恢复了王位，维尼泽洛斯不得不下野出走。政府更迭使希腊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康斯坦丁国王目光短浅，治国乏术，但却好大喜功，一味地扩大战争规模，使希腊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他与凯末尔几_乎同时出任全军统帅，凯末尔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担此重任的，康斯坦丁却是乘希军大胜之机赶来与前线将领争功的，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萨卡里亚战役失败之后，康斯坦丁明知希军已经失去了获胜的可能，但他为了保全自己的王位，竟将20万官兵长时间地抛置在小亚细亚漫长而危险的战线上拒不后撤。冈纳里斯内阁则只知顺从国王的旨意行事，毫无见识地将希望寄托在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上。在安纳托利亚前线的希军将领，在战略和战斗指挥上也有许多失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希军领导阶层的各种问题发展到了极点，军官中间普遍弥漫着消沉和不负责任的情绪。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对防务漫不经心，甚至在其前往伊兹密尔休假的时候，前线方面连位代理指挥也没有，以致希军在土耳其人的反攻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土军在反攻战役的追击中，看到希腊人在车站建筑物上留下的怨气冲天的标语上写着：“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那些人真该死。”战争刚一结束，雅典就发生了政变，康斯坦丁被迫退位，以冈纳里斯为首的5位大臣以及前总司令哈詹尼斯蒂斯被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并被判处死刑。

土军的外交成功希土战争开始的时候，希腊人的行动表面上得到了协约国干涉集团的全力支持，但实质上希腊仅与英国有较密切的联系。英国是对土瓜分阴谋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然而英国仍不满足，它又老谋深算地将希腊拉进干涉集团，准备将希腊当作自己的代理人，与法、意争夺土耳其本土。于是希腊借助英国这个强有力的后台，堂而皇之地与各大国一道踏上了安纳托利亚的土地，英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给希腊以全力支持。因此有人形容希土战争实质上为英土战争。不过，希腊对土耳其事务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意大利的不快。在最初的秘密协议中，伊兹密尔及其附近地区原本是分与意大利人的，而希腊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领土要求，甚至还包括了意大利早在1912年就已占领的多得坎尼群岛。不过维尼泽洛斯在和会上极力笼络意大利人，他先是听任意大利争夺其他地区领土，继而又放弃对多得坎尼群岛的要求，并且主动提出国联应将亚美尼亚国委托给意大利人代管，最后终于使得希、意双方达成谅解，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利益得到了意大利勉勉强强的承认。1920年底，希腊国内发生的不流血政变，使希腊的国际地位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大选中获胜的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是大战期间著名的亲德分子，也是希腊君主派的领袖，这样一种身份自然不受协约国的欢迎。有些国家表示，康斯担丁无权继任希腊王位。但康斯坦丁并不理睬这些，而且即位以后，毫不珍惜维尼泽洛斯首相建立的国际环境，自恃有英国人的支持，将法、意两国弃置一边，悍然扩大战争规模，这不仅给希、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还激起了法国人的怒气。法国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对土耳其投资最多的国家，它在奥斯曼债务中所占的份额高达63％，超过20亿金法郎。大战结束后，法国很关心这笔巨额国债的偿还问题。许多法国政治家指出，英国人所拟定的瓜分计划和对凯末尔党人采取的军事措施，将使法国人丧失很大一笔债务收入。一位记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把伊兹密尔交还给希腊人，这就意味着对法国的偷窃。”只是由于侵占伊兹密尔是希腊参加世界大战的条件，而且希腊人在希土战争的初始阶段行动谨慎，对法方利益侵害不大，法国才隐忍下来。然而康斯坦丁上台后，战事骤趋激烈，萨卡里亚战前，希腊已在土耳其增兵至20万人，大有一举吞并小亚之势，这就意味着法国人在奥斯曼债务方面的利益将化为泡影，加上法国人在土耳其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不顺，而英法又在欧洲莱茵河地区问题上发生龃龉等原因，法国乃有意与安卡拉政府讲和。不过，失去两位战场“盟友”还不能将希腊怎样，而萨卡里亚战役之后，作为后台老板的英国中止了对希援助，这对希腊外交来说，无疑是最为致命的打击。

正当希腊在国际间日渐孤立的时候，安卡拉政府却在以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最先给土耳其人以道义支持的是美国。战后，虽然美国出于本国利益提出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但其中关于尊重土耳其境内民族自决权的提议得到了土耳其人的拥护。而美国放弃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以及拒绝在《色佛尔条约》上签字，更在土耳其赢得了赞誉，因此土耳其与美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沙皇俄国曾是土耳其的宿敌，然而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协约国军队的围攻，这就使得同样处于被进攻地位的土耳其与俄国政府之间有了共同语言。苏俄政府对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了极大关注，因为土耳其的武装斗争可以减轻协约国军队对俄国南部地区的军事压力。1917年11月，苏俄宣布废除沙皇和临时政府时期俄国与协约国确认的关于瓜分土耳其的秘密条约，1920年间苏土双方互派特使，1921年3月16日双方又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莫斯科条约》的签订使安卡拉政权第一次得到了大国的承认，这对提高安卡拉政权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苏俄答应对土耳其予以金钱和军火方面的援助。与此同时，大国民议会政府也与邻国阿富汗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举措使安卡拉争取到了穆斯林世界更广泛的支持。在许多伊斯兰教徒的心目中，英、希、法、意的军队是异教徒的军队，土耳其人捍卫主权的战争也就是保卫伊斯兰教的战争。印度、埃及和北非的穆斯林捐款不断汇往安纳托利亚。大战期间屡屡在土耳其后方发动暴乱的阿拉伯各国领袖们，此时也捐弃前嫌，作出了同情新土耳其事业的保证。萨卡里亚战役之后，安卡拉又通过苏俄的介绍，与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组成的高加索政府签订了《卡尔斯条约》。早在1920年5月，大国民议会政府就开始了瓦解干涉联盟的努力，由于法国人对土耳其民族武装力量的实力持怀疑态度，致使谈判时断时续，双方在战场上也处于一种打打停停的状态。直至土耳其人在萨卡里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双方才迅速签署了影响极大的《安卡拉条约》。意大利由于伊兹密尔的缘故，在希土战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第2次伊诺努战役之后，意大利人认识到了土耳其人争取独立、自由的坚强意志，于是在法国之前就开始了撤军行动。1922 年大反攻之前，安卡拉政府已经完全掌握了外交主动，谈判技巧也已变得成熟，并将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些做法为土耳其在洛桑会议的谈判桌上赢得胜利，提供了必要条件。

土军的战略成长希土战争之所以在短短的3年之间出现令人惊奇的结果，也有许多军事作战方面的原因。

3年间，土耳其始终把武装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自由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作为最终的战略目标。战争初期，土耳其人在作战指挥上出现过一些危险的失误。例如，土军在与希腊人的数次交锋中，一直忽视战线南路的防御，那里的阿菲永城是由南路转向北路的交通枢纽，失去这座重镇，北路部队就有遭到希军包抄的危险。尤其是第1次伊诺努战役之前，大国民议会政府为了收编埃泽姆的民族自卫军，不惜大量抽调前线部队赶往屈塔希亚，乌沙克方面竟然只留1个营的兵力与敌对垒，实在是冒险之举。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战役之前，南路的防御虽然有所加强，但由于判断失误，土军主力仍然集中部署在北路前线。令人费解的是，土耳其人在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却又在盖伊维和曼德列斯这些偏、远地区部署了不少部队，这就使阿菲永前线的守军显得更为孤立。因此战役开始不久，希腊人便在此处迅速打开突破口，旬日之间完成北向迂回，并抢占了铁路沿线上的所有战略要地，西线土军险些全军覆没。随着战争实践的丰富，土军在战役指挥上，逐步成熟起来。在防御战中，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地形上的有利条件，遏制住敌人的兵力优势，同时发挥自己骑兵较强的长处，对敌实施迅速而有效的突击，因此往往能在被动的形势下扭转危局。土军很少僵死地执行原有的作战计划，军事行动常常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而加以调整，如萨卡里亚战役初战之时，土军识破了希腊人的作战意图，迅速收缩左翼，并调派部队加强南侧的防御力量。战役后期，土的右翼反攻，原是一次试探性的突击，但土耳其人能够把握战机，及时地将这次局部反攻发展成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在大反攻中，土军更将这种积极、果敢、机动、灵活的作战风格，发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们先是通过远距离的迂回，大范围的包抄，将希军整师整师地歼灭，继而又在毫不停歇的追击中，以大胆的穿插与分割行动，把溃退中的敌人打得七零八落，使之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这对土军战略目标的迅速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希军的战略模糊如果说战术指挥上的灵活多变是土军的作战特点的话，那么希军的特点则是战略方针上的多变。当维尼泽洛斯把希腊军队派往伊兹密尔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打一场规模颇大的常规战争。希腊最初只是要在一个失去抵抗的国家，割占一块在瓜分协议中划给自己的领土，军事目的仅限于局部地域的占领与镇压，谈不上有什么总体性的战略计划。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希腊才将军事行动扩展到秘密协议之外。然而希军在1920年夏季攻势的战略目标，仍仅限于迫使安卡拉政府承认《色佛尔条约》，尚无一举消灭民族政权之意，这一点可以从第1次伊诺努战役的无计划性上得到证明。希腊政权更迭后，康斯坦丁一改维尼泽洛斯谨慎、持重的政治策略，而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武力征服上面，在1921年1月至9月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希腊连续发动了4次进攻战役，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至萨卡里亚之役，希腊已将兵力发展到了极点。如果说维尼泽洛斯在1920年底执意继续进攻的话，那么经过2次伊诺努战役之后，倘若他能继续执政，他很可能会停止用兵，转而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因为很明显，当时土军的实力已大增，希腊若想在战场上取胜，就只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一场大规模的厮杀之中，这将促成干涉集团间的脆弱联盟的瓦解，从而导致希腊单独对敌的局面。希腊国力不足，兵力有限，其在异域作战，还必须在许多城市和交通要地留兵戍守，这样一来，战线愈长，攻势愈弱，胜负难以逆料。即便希军能在决战中取胜，土耳其民族解放政府也难以被彻底消灭，大国民议会的领导人会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组织抵抗，希腊人则有可能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中，无以自拔。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希腊的增兵方案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冒险计划。然而当时维尼泽洛斯已出亡国外，冈纳里斯内阁又唯唯诺诺，希腊便只能在康斯坦丁的旨意之下，沿着一条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希军的指挥错误希军在战役指挥方面也存在严重失误。首先是伊诺努的第1次进攻战。希军统帅仅仅因为土耳其方面有机可乘，便匆忙出击，以致进军极为盲目。土军防线最为薄弱的南部根本未曾受到攻击，而北路希军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一战受挫便转身撤退，白白丧失了一次消灭对手的绝好机会。第2次伊诺努战役期间，希军虽然在南路发起的牵制性进攻中获得了成功，但却由于配合不利，土军后方并未受到威胁。而北路希军则重蹈覆辙，再一次被诱入伊诺努山谷，受到迎头痛击。应该说，希军后两次的战役计划还是正确的，问题主要出在作战指挥上。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一役确立了南北合击的战略方针，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而且战术配合密切、合理。萨卡里亚的战役计划也针对土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了拉长战线，实施重点突破的方案。然而，希军在作战中保守、僵化、缺乏主动灵活的弱点，使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得不到较好的发挥。希腊人在厄斯基色希尔—屈塔希亚战役获胜之后，并没有抓住战机追歼敌人，以扩大战果，而是停顿下来，准备下一步的计划，致使西线土军在未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安然退往萨卡里亚河东，这给希腊人的下一次攻势留下了严重的后患。萨卡里亚战役中，由于土耳其人在防御中作了战术上的调整，希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已渐失去，但康斯坦丁等人却坚持原来的作战方案，其结果，希军对土军防线上的任何一点都不能造成决定性的突破，而土耳其人则在僵持之间渐渐掌握了 战场主动权。不过，萨卡里亚哉役之后，希军防守厄斯基色希尔一屈塔希亚防线的决定，比以往任何一次战略失误都严重得多。因为希军虽然还有一定战斗力，但萨卡里亚的失利已使希军丧失了最后一个胜利的机会。希腊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及早撤退，即使不能全部撤出小亚细亚半岛，至少也该撤至伊兹密尔或布尔萨。然而，由于当权者在个人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希腊的撤军行动被拖延下来，从而导致了1922年8、9月间的惨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