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潞
简历冯潞,文化学者,1966年5月生于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198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从事新闻编辑、市委秘书、出版社编辑工作。为多所大学兼职或客座教授。国家、省级社会兼职10余项。冯潞和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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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简介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写作、讲学和传播等活动,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历史和人物传记,尤其在晋东南地域研究上有突出表现,研究成果主要有:在泽潞商人、炎帝文化、太行山地理、国共抗战和文化名人等学科皆有所触及,同时有大量历史发现,总结有一套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即山地文化体系,被认为是“晋东南地域文化和山地文化理论的开创者”,具有理想主义等多种情结。
文字作品约250万字,涉及地域文化、历史、文学等等;著作主要有:文化图书《晋东南密码》、历史作品《历史的细节》和传记文学《世纪末的大痴》《狂者的歌舞》;《高台上的中国》(上、下);正在写作《山西密码》。擅长摄影、文化策划、田野考察、人物访问等。身影频现于各种讲堂及电视和纸质媒体,曾作为澳门庆典、洛阳国际关公文化节、山西卫视“精彩山西”专题、省图“文源讲坛”、长治学院等主嘉宾。《高台上的中国》曾作为晋城国际围棋节、晋冀鲁豫城市论坛礼品书。
成果展示开设有大型文化网站——冯潞一瓢饮博客
组建有“移动的文化沙龙”——山地文化俱乐部。
图书《高台上的中国——一个山地国家的缩影》简介:(作者:冯潞;出版者:三晋出版社)
《高台上的中国》重点以晋东南为考察对象,将之放到“高台中国”的高度来审视这块区域,并提炼、构建了山地文化和晋东南文化学术体系,对山地文化脉络、特征及优缺点进行总结。其目的是从中寻找到一条山地地域发展的普适规律,并能将之推广到山西乃至中国更大的山地区域中来。
本书提出了一些新概念,譬如对晋东南,定位为“北方盲肠”、“高台上的中国”、“表里山河中的表里山河”、“山地中国的缩影”;对太南山地,形容为“山地之弧”;对晋东南地域断代史,拆分为“千年、百年、三十年”。研究方法有对比法,如在晋东南内部把长、晋进行对比,把晋东南与山西对比,把山地与大河、海洋对比;采用“放大“与”缩小”之方法,放大就是把目光聚焦推进,把一个县域、一个村域扩大后进行研究,缩小就是从晋东南地域跳起来,俯视,将之放到整个太行山、北中国,甚至海内外来研究,让人明白晋东南不仅只属于晋东南,也属于全人类。在成书上,作者不拘泥于某种固定表现形式,而更注重提取信息量,再由此提炼出观点和思想,最终的感觉是灵魂性的,那就是对世界的爱和顺服,而不仅仅是征服。
《高台上的中国》文本流畅,思想前卫,除了理论构建外,还推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事件。譬如对泽潞商帮的探索与考察,对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在太行山抗日及消失的探秘,国军将领孙殿英、庞炳勋投日之谜,对八路军在晋东南抗日方略与实践的全新解读,对英国女士格里蒂斯·艾伟德保护100名晋东南儿童出太行的发掘,对台湾首富郭台铭家族60年悲欢离合的探秘,对国军王牌飞行员刘粹刚驾机误撞高平魁星楼的发现,对货郎担陈廷贤在河南卢氏拯救红25军史实的揭秘,对太行山、晋东南地理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对晋东南19县给以文化定位,对长治、晋城两市未来发展的预测等等。这些无疑是对三晋文化的重要补充,也是对中华文化的重要奉献。
本书约60余万字,内有700幅图片,分为第一部、第二部,装帧精美,集可读性、理论性和趣味性于一体。2006年6月,他的《晋东南密码》一书曾在北方区域引起较大轰动,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受到省内外政野甚至海内外的关注,被认为是“晋东南地域文化和山地文化理论的开创者”。
从1998年至2009年,冯潞出于对历史与社会的终级关怀,对三晋、晋东南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采用田野考察与访问对话结合手段,行走于晋豫冀的河山田野,钩沉于古籍考证,采用极为独特的视角,引用鲜为人知的素材,以新颖深刻的思想撰写了《高台上的中国》一书。此外,其主要著作还有《世纪末大痴》(上、下)、《历史的细节》等。
许多专家、学者盛赞《高台上的中国》为“三晋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地域文化学科的一次新探索,也是写作出版领域的又一丰硕成果,其行可嘉,其心可殷”。“以如斯笔法写史,开北中国文化之先河。”
冯潞自述研究情结我为何如此关注晋东南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上党盆地南部的平川上,并在那里生活到18岁。之后, 负笈北上外地求学,4年后又回到长治城里,再工作7年,前后共计25年。而后我就离开了,直到现在。
我的故乡处在晋东南地区,虽然后来它被一分为二(1985年地市分离),分为长治与晋城,但在我的感觉中,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行政划分上,晋东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如果把我的出生地看成故乡的一个圆点, 那么晋东南就是一个面,而点和面都是我的故乡。
离开故乡十余年 ,我早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晋东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正在从我灵魂中泛起,让我无法不关注那里的动态和历史。我知晓,与许许多多旅客一样,我已有了故乡之思,或者是“晋东南情结”,正如绍兴对于鲁迅,湘西对于沈从文,北京对于老舍。对于我,故乡正在我心中分裂。一方面,我正在离现实的故乡远去;另一方面,记忆的故乡正在向我走来,让我必须去面对她,不得不反复解读她。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动力——是晋东南激发了我。在书里,我一直藏有这样一个追问——晋东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换句话说,她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试图用哲学、历史和文化上的超然视角加以研判。
在异地居住, 我渐渐发现,从时间和距离上离开本土越远,对那个地方的感觉会越强烈,认识也更新鲜,更有激情。就如同审视山崖上的岩画,近看是凹凸不平的石头,拉开了才看见其意境。这大概就是写作的“距离审美”。对此,作家赵瑜也有同感,他说,“就文学写作而言,不必追寻大都市;就作家眼界和胸怀而言,必须走出原生态”,否则,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走出来之后再去关注生养过自己的土地,反而看得更清楚、更亲切”。
我的写作,就像沙里掘井,挖得愈深, 水溢得愈多,到后来就有些招架不住了。我在都市里“感受文化前沿的东西”越丰富,对晋东南的发现越多,写作范围变得越广,越感到无法捕捉。我欣喜地感到,我这么多年有意无意的积累,居然是日后创作的巨大源泉。这些素材波浪似的感动着我,让我觉得鲜为人知的晋东南历史像芝麻开门那样,正在为我而敞开,我知道我要掘出矿石了。这就是我写作的感受,再次验证了赵瑜先生对我所说的话,“晋东南是个富矿”。
在写作中,我力求想把握几点:
一是不以道德写文章,用历史细节说话。因为历史就是用细节组成的,一个细节就能颠覆一段堂皇的理论。这也是学者和写作者起码的品格之一。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者,但十分向往他们的学术魅力,如学者杨奎松所说,“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现在,我把我了解的、挖掘到的细节呈现给读者,相信读者会做出客观判断。
二是我希望能把故乡放到大中国中去,或者能够在晋东南的历史中,寻找到山地中国的一些规律。在我看来,故乡不仅是我的故乡,而且是历史的故乡;晋东南不是孤立的区域,而是中国的晋东南。正如学者赵魁元所言,“只有把地域文化、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汇入中华文化这个大海中,地域文化或地方文化才有出路”。否则,文字就成为一种纯个人的怀旧。
三是我力求想使用同等的笔墨来写晋城和长治——在我看来,行政划分可以割裂晋东南,我的文化理解却无法将之分离。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有关晋城的笔墨实在少了一些。这是一种遗憾,我愿在以后的写作中弥补上。在本书中,也许我看到故土的不足很多,原因还是诗人艾青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晋东南有了恋根的感觉,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我要说,我的故乡在晋东南,我的故乡在记忆深处。这几年,晋东南的变化有目共睹,晋城先行一步,长治后继勃发,正在崛起于21世纪的中国。在此,我由衷地盼望晋东南昌盛发达,和谐有趣!作为吃那里小米长大的一分子,我希望回报她。回报方式一是长久地关注那里的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二是用我的思维和文笔来解读她。在此,愿晋东南人民平安喜乐,活出个样子来,也愿我与我的故乡同在!感谢上苍!
本文选自《晋东南密码》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