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杀碑
七杀碑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终于推翻明朝的战争。
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盲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阳。张、罗联军在四川大败官军于开县黄陵后，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摆脱追击官军，于二月间返楚袭破襄阳(参见襄阳之战)，杨嗣昌畏罪自杀。罗汝才因意见不合走附李白成。张军在信阳战败，转进安徽。李自成在十四至十六年间，三攻开封(参见开封之战)，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张献忠部亦于当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坚持抗清斗争。张献忠余部继续抗清，清军屠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至康熙24年，完全占领四川全境，四川人口仅余9万，开始湖广填四川。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兵败。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的一则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闻。据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也就是有名的“七杀碑”。更据说，49年以前此传闻天下皆知，作家田闻一在采访中特别提到，这块碑一直保存到解放初,他父母那辈的都见过。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达，学术成果在民间的传播交流远胜以往，已经有众多专业的或业余的论者指出过，考古发现的所谓“七杀碑”上并无一“杀”字，与传闻截然不同，实为张献忠“圣谕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可见“七杀碑”实为清统治者为诬蔑张献忠而散布的流言，并且，此流言影响之大，足以证明在清朝的严厉思想控制下，“众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实。
又然而，仍有论者坚持以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区前一直保持的七杀碑”的存在为由，认定“七杀碑无杀字”为谬论或谣言，更质疑现存“圣谕碑”系解放后伪造，甚至说原来有“杀”字的“七杀碑”已经被“毁尸灭迹”了。
以上所谓“质疑”毫无根据，只能说明质疑着对“七杀碑”的历史所知无几却妄下揣测。不过，“七杀碑”的真伪问题的确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故于此将“七杀碑”文物之原委略作简述，以释诸疑。
首先，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都是解放前在国统区发现的，当时的文献都有记载，并不是解放后才冒出来的，因此，“解放后伪造”一说绝不成立。
其次，所谓“解放前人尽皆知的七杀碑”，指出就是上面两块碑中的一块，该碑解放前陈列于成都市“少城公园”，后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
第三，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园当时的陈列说明(见于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称是“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附带说明三点，I 年代，II，来历，III，疑点。
第三部份，也就是疑点部份指出，碑文残缺，无法细辨，但残存的笔画中没有“杀”字的笔画，而有“与”“思”“量”的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这与史料记载中张献忠的“六言圣谕”相符(注，这则六言圣谕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过，而传说中“七杀碑”的碑文与张献忠“圣谕”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没有七个杀字，多了“自思自量”几个字。换句话说，“七杀碑”碑文中有“杀”无“自”，“圣谕”中有“自”无“杀”)，因此，怀疑此碑并非“七杀碑”，而是“六言谕碑”。
可见早在“七杀碑”最早被公开于众时，就有学者质疑“七杀碑”之传闻名不副实，就连陈列方都怀疑“七杀碑”之说是以讹传讹，而且特意在陈列中说出来，所以在文物名称中没有用“七杀碑”，而用了“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这个文物名称的意思就是说只能肯定它是张献忠留下来的碑，而且就是传闻中所说的那块所谓“七杀碑”，至于碑文是否与“七杀碑”的传说相符----“疑点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现存的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现在再看一下，广汉那块碑是很晚才由洋人发现的，名气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块“七杀碑”碑文上明明没有“杀”字，为什么长期无人怀疑呢？翻查一下史料就不难得知，原来这通碑本来一直放在成都一座官衙的空屋里，严禁外人靠近，据官府的说法，谁摸了它就会引起火灾，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没有机会靠近，官衙里也没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任四川军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员从重庆来到成都，住进这个衙门，才打开屋子，让允许人们看此碑。后来杨森到成都任职，就把它运到少城公园展览，同时命人写了“陈列说明”。这就是“七杀碑”真面目长期不为人知的缘由。
根据史料和文物，个人推断“七杀碑”的传说大致形成如下：
张献忠当年命人将自己的“六言圣谕”刊印刻石，于是有这样的碑刻留下来。(关于此事及“六言圣谕”内容的记载均非孤证)
张献忠当年曾经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识字，或者没有机会亲见，或者流传下来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两句“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留传了下来，后面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了。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变就会发现，完全凭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传的，而以已有传说为基础，捕风捉影，十倍百倍夸大的效果却很明显，正因为张献忠确实曾经有圣御碑留下，当时又有两句碑文流传下来，所以统治者在后面加七个字，将其“补充完整”，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杀碑”的说法就深入人心了。
由于碑刻放在官署，一般人接近不了，也就无法查验真伪。而统治者又害怕会有人好奇偷看，所以特意把屋子上锁，并用“谁碰了它会造成火灾”作为禁止旁人靠近的借口。到了后来，甚至就连住在这个官署里的人也不敢靠近它了。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这块碑才重见天日。“少城公园”的陈列，也是“七杀碑”在将近三百年以后第一次与学者和普通民众见面。此前人们虽然早知道有这么一座碑，却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样子。
而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七杀碑”叫法及传说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还被写入了陈列说明中。就连文物名称都只说它是“世传之七杀碑”，而正名用的是“献忠碑”。
如此一来，有关“七杀碑”的疑问基本上都可以合理而且有据地解释.
流传的碑文版本声明：此版本为作家燕垒生所写。
天生万物以养人，世人犹怨天不仁。
不知蝗蠹遍天下，苦尽苍生尽王臣。
人之生矣有贵贱，贵人长为天恩眷。
人生富贵总由天，草民之穷由天谴。
忽有狂徒夜磨刀，帝星飘摇荧惑高。
翻天覆地从今始，杀人何须惜手劳。
不忠之人曰可杀！不孝之人曰可杀！
不仁之人曰可杀！不义之人曰可杀！
不礼不智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懒筑黄金台，
状元百官都如狗，总是刀下觳觫材。
传令麾下四王子，破城不须封刀匕。
山头代天树此碑，逆天之人立死跪亦死!
小说民国武侠北派五大家之一朱贞木所作武侠小说名，主要写明末川南七豪杰华阳伯杨展、雪衣娘陈瑶霜、女飞卫虞锦雯、僧侠七宝和尚晞容、丐侠铁脚板陈登暤、贾侠余飞、赛伯温刘道贞联袂奋臂，纵横川南，抗击张献忠，保全至众。张献忠因为屡挫于川南七豪杰，所以立碑而誓，七杀碑就是誓杀七雄的碑文。不过因为小说设计规模宏大，只写到杨展中举回乡就没有往下写，所以正面说川南七豪杰抗击张献忠的故事其实还没有开始。
朱贞木，本名朱桢元，字式颛。浙江绍兴人，20年代至 40年代在天津电话局和日方电信公司工作。三十年代初，看到同事李寿民（即还珠楼主）撰写《蜀山剑侠传》，于是进入武林侠坛。早期作品有《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系列，受还珠楼主影响比较深，后来自出新意，以《虎啸龙吟》《七杀碑》《罗刹夫人》为代表，正因为《七杀碑》等作品对港台新派武侠的影响，朱贞木被后人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
朱贞木的特点，在于集大成而予后来者以众多的启迪。其一是吸收奇幻派的瑰丽神奇于现实的江湖世相之中。其二是吸收侠情派的缠绵婉约于江湖的壮烈凄艳之中。其三是吸收历史派的沉雄厚重于小说的虚构幻想之中。其四是在武功领域开创了许多奇功，为后代所继承。其五是“一床数好”和“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模式。如此种种，均为50年代以来港、台武侠小说作家群起仿效，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