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光

刘亚光1940年出生于上海，

196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农林部检疫所，1972年底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他本是一位学术根底很差，没有做出过实质性成果的默默无闻的人物，但他却凭借一种特殊的本领，令自己一度在整个中国妇孺皆知。

他的特殊本领就是“口才”。他不仅敢于撒谎、善于摆弄一般人听不太懂的新概念，还拥有一种仿佛无所不知、真理在握的气概。他非常了解听众——主要是官员和文化名流的心理，知道他们了解什么、需要什么。结果，几轮话一讲，那些科学素养较低的官员和文化名流就纷纷对这位“品格高尚”、“活跃在科学最前沿”、“创新能力非凡”、“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遭到“大学阀”压制的“青年科学家”肃然起敬，心甘情愿地给他帮忙，为他造势。这个势还一直被造到最高层。然后，有中央领导人为他的事而下指示，这些原则性的指示又被他宣传成“中央领导支持刘亚光”。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他自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在所有被刘亚光利用过的人中，投入最深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家杨沫。自1978年11月结识刘亚光以来，她不仅多次向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冯文彬等诸多中央领导和铁瑛(浙江省委书记)等地方领导干部上书吹捧他，为他鸣冤叫屈(华国锋在杨沫的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还为他写了《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日记的日记》等文章和书，热情地称颂他，为他打笔墨官司，还帮刘亚光联系出书、发表论文。她甚至还利用自己的能量，促成浙江中医学院在三天时间内，为刘亚光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分子医学研究所”……

刘亚光打动杨沫等文化界人士和某些领导干部的，主要是其“科学突破”：他抓住这些老干部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既重视现代科学，又相信我国传统医学的心理，多次宣称自己在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医药方面有重大突破，自己实验的那些药品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从而很轻易地博得了他们的支持。

然而，这一套却糊弄不了科学家。他们多次发现刘亚光的论文缺乏科学性并提出了否定的意见。邹承鲁就是因一次专门鉴定刘亚光工作的会议而卷入此事的。时为1978年1月25日，在有50多位专家参加的鉴定会上，邹承鲁做出了尖锐的批评：

刘亚光的实验方法不能保证他的实验结果。问题在于缺乏严格的对照实验，例如酶实验，两种溶剂不同，实验温度不同，处理也不同，怎么能叫对照呢？这些在大学生化课都讲过，刘亚光却不懂……我赞成研究“生脉散”的作用机制，但像刘亚光这样的实验是否要继续做下去，还请有关单位慎重考虑。

迫于会议一边倒地否定其研究的形势，刘亚光不得不对邹先生当面表示感谢，但邹先生由此成为他心中最恨的“大学阀”。他把这些看法转告给杨沫。富有侠义心肠但缺乏科学常识的杨沫就以科学家的伯乐和力挽狂澜的左拉自居，不但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反对邹承鲁等人压制刘亚光的848号议案，还多次在报纸上不指名地批评邹先生，说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懂装懂、假充内行的‘权威’”，甚至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给这种“破坏科研事业的人”以“应有的党纪国法的制裁”。

邹承鲁不肯示弱，先是对杨沫的报告文学提出意见，然后，又在《科学报》上发表题为《科学的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的文章，质问杨沫：“既然杨沫同志对于分子生物学也是内行，我希望杨沫同志给我指出，在哪些问题上我是假充内行、不懂装懂。”他最后得出结论：

总之，科学成果只能由同行审查予以评价。以种种手段造成政治上或新闻上的压力，都是极不正常的。以“首长批示”的方式来解决科学争端，也不能使谬误变成真理。

这时，汪德昭、何祚庥、樊洪业等人也发表文章支持邹先生。他们的意见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1980年10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为此而打的报告上明确批示：

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

杨沫为了自己的声誉，还不肯退让。她继续给邓小平、王任重等写信。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反而在1983年的第六届人大会议上，丢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刘亚光见在国内不再可能有出头之日，便在杨沫帮助下，于1982年11月24日去了美国。此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杨沫写信，并且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搭理杨沫。杨沫后来大概也有所醒悟，也不再提及这个人了。刘亚光事件就这样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