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查理
鹦鹉查理
一切都始于香港一条神秘的小巷猫街。中国南海的这个小岛上一个典型的湿热的下等狭窄的石子路上塞满了各式小摊小铺，街上挤满了世界各地的人，充斥着各种声音、气味、灯光和音乐，这就是香港奇异的生活。
我当时在设在曼德琳酒店的《普通话杂志》当编辑。我刚从酒店出来在猫街上的古玩店转悠，突然一声可怕的尖叫摇撼了湿重的空气，盖住了所有噪音和混乱。尽管天气很热,我的身体却一下僵住了。循声望去，我看见一个面目卑琐的鸦片小贩穿着肮脏的黑袍蹲在地上，周围放着一堆银嘴长烟袋，旁边的木架上站着一只可怜的桔黄冠凤头鹦鹉，他被拴着一条腿，有一只乌鸦那么大，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正在撩拨他。小贩鼓励小孩用开岔的木棍捅他，这样，可怜的小东西发出尖叫会吸引像我这样的潜在顾客。小孩们咯咯笑着，快被激疯的鹦鹉用他的弯勾黑喙叨着木棍，抖动桔黄色冠子像印第安战旗，嘴里用中文咒骂他们。我心里怦然而动，但我走开了。在远东的城市我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暴行。我感到对人类的残忍无能为力。
“他王八蛋！”我听见鸟在尖叫。（直译成英文：你是乌龟蛋！）
我一下惊呆了。这句骂人话英语听起来并不那么糟，但对中国人是个可怕的侮辱。其他类似的骂人话我只听父亲用过。父亲13岁以前在中国内地长大，他父母是中国内陆传教团成员。他告诉我当他父母出去传道时，他跟那些异教徒厨师混在一起，就这样学会了汉语，骂起人来像个地道的中国人。我回头看去，鸟显然很难过，红褐色眼睛因恐惧和屈辱而凸起，锋利的喙子已经干裂，白色的羽毛脏乱不堪，粉色秃斑玷污了前胸和大腿，我可以看到他腿上的链子拴得很紧。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美丽，让人不忍离去。他用极度痛苦的眼神哀求地望着我。虽然我一直强烈反对买野生鸟或其他不得不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但我还是冲动起来，想把这位落难者从人类的野蛮中解救出来。他的确勇敢，虽完全陷入困境仍蔑视地反抗着，维护自己的尊严。
当然小贩早就注意我了。“嘿，小姐，买鹦鹉吗？”他嗓音沙哑，英语极差。“他，很机灵，说很好的汉语，200港元OK？很便宜。OK？”
“你在哪弄到的？”我问道。
他知道自己得手了，用肮脏弯曲的长指甲掸一下成吉思汗式唇须，然后揪一下下颏上乱糟糟的稀疏的灰色络腮胡，干笑着，露出几颗有槟榔印的牙齿，越发卑琐可疑。“澳大利亚，”他说，“用很多鸦片跟水手换的。”两只枯瘦的手做出握鸦片烟袋的动作，嘴里深吸一口，用眼神暗示着我。
我表明自己对鸦片不感兴趣并问他搞到这只鸟有多久了。
“可能有4年了。”他竖起四根被鸦片熏黄的枯瘦的手指。很难相信这只美丽的鹦鹉已经遭了4年罪。
“我出50。”我听见自己说道，希望他会拒绝而结束这一切。
他显然惊呆了，口水挂在胡子上，小眼睛里满是泪水，呜咽道：“6个孩子，要养6个孩子，你喜欢鸟吗？OK，100元，不再还价，OK？”
鹦鹉突然决定自己成交。“OK，OK！”他反复模仿着小贩的声音，昂起头直视我的眼睛，那目光是恳求也是命令。“OK，OK！”他命令着，好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的思绪开始加速。把这么一只邋遢可怜的鹦鹉带回家怎么解释？我已经有4个孩子和孩子们从街上捡回来的3只猫，还有我丈夫托平，整天忙于为《纽约时报》报导越战。在莫斯科住了3年，最近刚到香港，客厅没有任何家具，餐厅没有椅子，甚至没有餐桌，买只鹦鹉？我疯了吗？我准备走开。
“OK，OK，OK！”鹦鹉喊道，声音非常急切。我又看了他一眼，“好吧，OK，OK，OK！”我模仿着他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我开始为自己的无理行为辩解。对了，他出身澳大利亚，我是加拿大人，我们同属英联邦，我怎能抛下自己的同胞不管呢？还有，今天是10月2日，大女儿生日，我还没准备礼物。太好了！就把这只鹦鹉送给苏姗作生日礼物。这也说不通。“80元怎么样？”我心里明白自己本不该开口。
“好吧，OK，OK，OK！”鹦鹉答道，这次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像我。
“嘿，嘿，嘿，”小贩得意地怪笑着，“OK，女士。”
“嘿，嘿，嘿，”鹦鹉也怪笑着。
小贩把鸟递给我，他的脚还拴在架子上，我把钱递给小贩，孩子们和受虐的玩具挥手告别，交易结束了。我当时根本没想到那小贩恶意的笑声还要响很长时间。
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15分钟前生活好像还很简单，而现在我有了一只疯狂的鹦鹉。我该拿他怎么办？我当然不会拴着他或把他关在笼子里。我心里明白不该买他，可自从我们目光交流后我知道我不能把他丢给那些虐待狂不管。首先得给他起个名字。我想叫他苏格拉底，因为他看上去那么智慧又遭人误解，但最后还是选定叫张查理，因为我们是在神秘的远东，而这只鸟是我漫长旅途中遇到的最具异国风采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