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门堰
在舒城县西南七门山下。是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距今已2000余年。汉高祖7年（公元前200年），刘信为羹颉侯，食邑于舒，始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引水东北，发展农耕，灌田8万余亩；又于东加筑乌羊、槽牍堰，谓之“七门三堰”，灌田共废，废断龙舒水，灌田1500顷。明宣德年间（1426-1435），县令刘显在进行疏浚，扩大灌溉面积的同时，制定用水办法和管理制度，人民世受其利，为纪念刘信、刘馥、刘显，于堰建“三刘祠”，勒石树碑，记三人功德。七门堰以充分利用自然陂、荡、塘、沟，形成自流灌溉网为其特征。这里有山有水，山水相映，宜于游人。“三堰余泽”，被誉为“龙舒八景之一”。
七门堰，故址位于江淮腹地--舒城县西南七门山下，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
根据《汉书》记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其伯兄子刘信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同时，他还在七门岭之东（即七门堰灌区下方），修筑了乌羊堰灌田一万余亩。“曹责堰”灌田两万余亩。”以上就是所谓“七门三堰”。东汉末年，曹操实行屯田，派刘馥为扬州刺史（注：不是现在江苏的扬州），“守淮南，大开稻田，”当时，七门堰因为年久失修，水利几乎全废。刘馥“循汉羹颉侯故迹，”“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三国志·魏刘馥传》：“广屯田，兴治芍陂七门吴塘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这里的七门指的就是七门堰水利工程。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兴治七门堰水利的是在明代宣德年间（1426）。县令刘显，“事课农桑，增开水利，”他除对七门堰水利工程进行了“细增疏导”、扩大了灌溉面积外，还“定引水例，董以堰长”，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自刘显以后的几百年间，对七门堰的水利工程还有几次更治，现在有志书可查的，如明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守马汝砺、知县张维善令义官濮钝之率民整修龙王、三门等荡，引水坑旱，获丰收；万历乙亥 年（1575年），知县姚时邻治农主簿赵应卿“舍郊野，历险阻，遍故老田叟诹之，直穷水之故道，”于猪板山下筑十丈陂，沟通七门堰，扩大灌溉面积，清嘉庆初（约公元1706年），舒人高珍，开引水渠，“北通七门堰，以资下十荡忙水之利。”但他们所进行的都是局部工程，其规模和影响都不能和刘信、刘馥、得显所创造的业绩相比，所以舒地后，世世代代，“蒙受其利，不忘其恩，”曾于七门堰口建“三刘祠”，刻石立碑，赋诗作记，以为纪念。
七门堰不仅具有历史悠久、工程浩繁的特点，而且在水利科学上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明吏部尚书秦民悦在《重修七门堰记》一文中写道：“七门、乌羊、曹责三堰，分治为陂为荡为沟凡二百余所，浇灌沐邑之田至二千顷之上，譬之人身脉络自泥丸至九窍百骸下抵涌泉，无运不届者。这就是说，刘信在兴建”七门堰“时，就能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利用陂、荡、塘、沟，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网，这在二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聪明和才智。东汉末年，刘馥在重修七门堰时，不仅注意扩大灌溉效能，而且还把引水灌溉、防洪排涝结合在一起。如对乌羊堰的治理就是一例。他考虑到乌羊堰上游“沙湾之地利在泄水”则“不必治其源，但当疏其委矣。”所以志书记截，“兴利莫先于七门、曹责诸堰，浅者 睿之，塞者疏之，倒灌者闸之，泛滥者堤之，则利兴矣。”这就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不断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到了明代，经过全面更治的七门堰，已形成了苏家荡、蛇头荡、洪家荡、银朱荡和黄鼠荡等为上五荡，以三门荡、洋萍陂、八棱沟、黄泥荡、大格荡、新荡、马饮荡、焦公荡、柳叶荡和鹿角荡等为下十荡灌溉系统。把灌溉和蓄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长藤结瓜。”当时，还制定了“上五荡用忙水，”（自农历八月初一至七月底称为忙水），“下十荡用闲水”，（自农历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止引蓄塘水灌溉称闲水）的用水制度。同时还规定了用“正夫水”（即全使堰水的田亩）和“挂夫水”（以塘水为主堰水次之的田亩）的水费征收标准。虽然因为每年忙闲水区分严格，但互不调剂，往往上余下缺，常有械斗，但是由于管理制度的完善，一般能“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至夫望，”所以“虽旱魃为虐，他邑则受其害，此则时栽芸耨，坐庆西成。”这就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七门堰抗旱灌溉作用。清人高华在《三堰余泽赋》中定道：“山庄日丽，葭屋云兰，田分上下，亩尽东南。谛郭公之宛转，闻燕子之呢喃。一犁碧浪，叱乌犍处处，畦卦布；千顷青畴，飞白鸟村村，水护烟含，伫看秧马行来行行队队，却听田歌唱去两两三三，。盖由源泉不竭，涵濡有余。惠泽灌千区恍接巢湖之水，恩波流万世若随仙令之车。”这里把当时农村现实描写得如此的一片升平，当然未必恰当，但确也描绘出了七门堰灌区农村的绮丽风光。这也说明了七门堰的水利，为杭埠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人称七门堰为“三堰余泽”并誉之为“龙舒八景之一”是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但二千多年来，七门堰的水利是时兴时废，历尽沧桑，尤其是到了近代，由于长期战乱，加之反动当局的横征暴敛，地主大户的强取豪夺，七门堰的水利日趋凋敝，待到解放前夕，已经是摧毁殆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从1951年11月份开始动工，对七门堰进行了全面大修和扩建，至1953年底竣工。在二十六个月内，共开新干、支渠36,000米，建涵闸、斗门、水坝等一百五十六处，计完成土石方230,806方(其中石方18，628方)，实际用款356,000余元，灌溉面积达97,410亩。并于五四年正式成立七门堰灌溉工程管理处，加强养护、管理、岁修、开发和灌溉等事业。至1957年七门堰灌溉面积扩展到十五万余亩，到此，这个古老的水利工程真正恢复了青春，发挥了它硕大的灌溉能力。1958年在杭埠河上游兴建了龙河口沛干渠。自此七门堰灌区纳入杭沛干渠 配套工程民，为为闻名中外的沛杭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七门堰的遗址作为历史古迹保留在祖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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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门堰-七门堰故址故址位于江淮腹地--舒城县西南七门山下，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
七门堰-七门堰历史根据《汉书》记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其伯兄子刘信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同时，他还在七门岭之东（即七门堰灌区下方），修筑了乌羊堰灌田一万余亩。“曹责堰”灌田两万余亩。”以上就是所谓“七门三堰”。东汉末年，曹操实行屯田，派刘馥为扬州刺史（注：不是现在江苏的扬州），“守淮南，大开稻田，”当时，七门堰因为年久失修，水利几乎全废。刘馥“循汉羹颉侯故迹，”“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三国志·魏刘馥传》：“广屯田，兴治芍陂七门吴塘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这里的七门指的就是七门堰水利工程。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兴治七门堰水利的是在明代宣德年间（1426）。县令刘显，“事课农桑，增开水利，”他除对七门堰水利工程进行了“细增疏导”、扩大了灌溉面积外，还“定引水例，董以堰长”，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自刘显以后的几百年间，对七门堰的水利工程还有几次更治，现在有志书可查的，如明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守马汝砺、知县张维善令义官濮钝之率民整修龙王、三门等荡，引水坑旱，获丰收；万历乙亥 年（1575年），知县姚时邻治农主簿赵应卿“舍郊野，历险阻，遍故老田叟诹之，直穷水之故道，”于猪板山下筑十丈陂，沟通七门堰，扩大灌溉面积，清嘉庆初（约公元1706年），舒人高珍，开引水渠，“北通七门堰，以资下十荡忙水之利。”但他们所进行的都是局部工程，其规模和影响都不能和刘信、刘馥、得显所创造的业绩相比，所以舒地后，世世代代，“蒙受其利，不忘其恩，”曾于七门堰口建“三刘祠”，刻石立碑，赋诗作记，以为纪念。
七门堰-水利特点七门堰不仅具有历史悠久、工程浩繁的特点，而且在水利科学上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
明吏部尚书秦民悦在《重修七门堰记》一文中写道：“七门、乌羊、曹责三堰，分治为陂为荡为沟凡二百余所，浇灌沐邑之田至二千顷之上，譬之人身脉络自泥丸至九窍百骸下抵涌泉，无运不届者。这就是说，刘信在兴建”七门堰“时，就能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利用陂、荡、塘、沟，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网，这在二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聪明和才智。东汉末年，刘馥在重修七门堰时，不仅注意扩大灌溉效能，而且还把引水灌溉、防洪排涝结合在一起。如对乌羊堰的治理就是一例。他考虑到乌羊堰上游“沙湾之地利在泄水”则“不必治其源，但当疏其委矣。”所以志书记截，“兴利莫先于七门、曹责诸堰，浅者 睿之，塞者疏之，倒灌者闸之，泛滥者堤之，则利兴矣。”这就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不断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到了明代，经过全面更治的七门堰，已形成了苏家荡、蛇头荡、洪家荡、银朱荡和黄鼠荡等为上五荡，以三门荡、洋萍陂、八棱沟、黄泥荡、大格荡、新荡、马饮荡、焦公荡、柳叶荡和鹿角荡等为下十荡灌溉系统。把灌溉和蓄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长藤结瓜。”当时，还制定了“上五荡用忙水，”（自农历八月初一至七月底称为忙水），“下十荡用闲水”，（自农历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止引蓄塘水灌溉称闲水）的用水制度。同时还规定了用“正夫水”（即全使堰水的田亩）和“挂夫水”（以塘水为主堰水次之的田亩）的水费征收标准。虽然因为每年忙闲水区分严格，但互不调剂，往往上余下缺，常有械斗，但是由于管理制度的完善，一般能“使强者不得过取，弱者不至夫望，”所以“虽旱魃为虐，他邑则受其害，此则时栽芸耨，坐庆西成。”这就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七门堰抗旱灌溉作用。清人高华在《三堰余泽赋》中定道：“山庄日丽，葭屋云兰，田分上下，亩尽东南。谛郭公之宛转，闻燕子之呢喃。一??村村，水护烟含，伫看秧马行来行行队队，却听田歌唱去两两三三，。盖由源泉不竭，涵濡有余。惠泽灌千区恍接巢湖之水，恩波流万世若随仙令之车。”这里把当时农村现实描写得如此的一片升平，当然未必恰当，但确也描绘出了七门堰灌区农村的绮丽风光。这也说明了七门堰的水利，为杭埠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人称七门堰为“三堰余泽”并誉之为“龙舒八景之一”是有道理的。[1]
古水利工程——七门三堰“汉侯食邑古龙舒，此是仁民第一渠。千载经行叹遗迹，丰功不愧史臣书。”古人宋骥这首七绝赞颂的是创建于西汉之初、灌田十多万亩的安徽舒城县七门堰灌溉工程。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至今仍在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之一，迄今已有二千二百余年。
据《舆地纪胜》云：“汉高祖七年（公元前一九九年），刘邦封伯兄子刘信为羹颉侯，食邑于舒。”刘信“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片责），引河流东北，载之平陆，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方舆纪要》、《庐江府志》、《太平环宇记》、《安徽通志》等均有记载。七门堰引龙舒水（今名杭埠河）灌溉下游平原。堰口有闸，深一丈，宽八尺，巨石为之。平时闸开，汛期闸闭；抗旱防涝，灌堵方便，充分反映了古代龙舒人民治水用水的智慧。
堰成以后，龙舒平原就像先人高华所描绘的那样：“村庄日丽，蔀屋云兰；田分上下，苗尽东南。啼郭公之宛转，闻燕子之呢喃。一犁碧浪，叱乌犍处处，畦分卦布，千顷青畴，飞白鸟村村，水护烟含。伫看秧马行来，行行队队，却听田歌唱去，两两三三。”好一派升平的田园风光！
但是，受水利亦难免遭水害！据史载：汉永光五年（公元前三九年），秋，庐州大水，民舍田垄受损。“东汉永初二年（公元一○八年），冬，庐江地震，大水。”龙舒大地田舍尽毁，七门堰道大多淤废。
直到建安五年（公元二○一年），扬州刺史刘馥“循羹颉侯故迹，断龙舒水”（见《安徽通志》），不仅疏浚了淤废的七门堰故道，还在周瑜城左侧的龙舒水右岸增建乌羊堰，在县治附近的龙舒水左侧增修（片曹）（片责）堰，形成七门三堰，使灌溉面积扩大到“千余顷”。
时光流转，水灾频仍。七门三堰屡修屡废，屡废屡修。明代宣德年间，知县刘显又于龙王荡口筑石坝以灌诸堰，并“为荡十有五”，规定上五荡地区用忙水，下十荡地区用闲水，解决了因堰道过长，堰水供不应求的矛盾。由于信、馥、显三人功绩显著，当地百姓“蒙受其利，不忘其恩”，遂于堰口建“三刘祠”，刻石立碑，永作纪念。后来三堰每每修缮，较大规模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共建节制、排、放水工程四十七处，抬水坝十七座，涵洞九十个，便桥二十道，使古老的水利工程呈现出崭新面貌。
一九五八年，七门堰上游的龙河口水库建成，蓄水八亿立方米，并入了世界著名的淠史杭灌区，七门堰则与龙河口水库的杭北干渠相沟通，从此得以加倍发挥效益。尤其是今天，随着万佛湖风景区的开发，七门堰同时展露出新姿。随着三刘祠的修复，花岗石碑的镌刻，柏油马路的铺设，这里悬崖古树，红瓦白墙；老闸故渠，碧波银浪；古老的七门堰正以饱满的青春，张开双臂迎接着仰慕它的人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