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大审判
20世纪规模最大的审判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随即，盟军最高统帅——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9月11日发布命令：“逮捕日本战犯！”到1945年12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共指定了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前陆军省大臣荒木贞夫等110名前日本领导人为甲级战争嫌疑犯，其中除前首相近卫文、前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等数人自杀身亡外，其余均被盟军逮捕拘押。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发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这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大审判。11时15分，盟军统帅部国际检察局检察长季楠率领苏、美、中、英、法、澳、荷、印、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11国检察官进入审判厅，其中中国检察官为向哲浚。坐在辩护席的，是由日本战争嫌犯聘请的总数达一百三十多人的庞大的日、美律师辩护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率领十名审判官行使审判权。中国法官梅汝璈就坐在审判长韦伯的身旁，他1924年于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获得斯坦福大学文学学士和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审判长韦伯大步走到麦克风前宣读开庭词。开庭词尚未致完，作为日本辩护团副团长的清濑一郎律师便跳出来道：“强烈要求法庭更换韦伯审判长，菲律宾法官哈拉尼那也应回避！”理由是韦伯在澳大利亚曾经调查过日军行径，而哈拉尼那在战时曾被日军所俘。对此无理要求，季楠检察长严词予以驳回。下午再次开庭，法庭执行官刚宣读完日本帝国主义所犯55条罪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评论家的大川周明装起疯来，他嘿嘿地笑着走到东条英机身后，故意把木屐踢在一边，然后脱下西服，解开衬衣扣子，大叫：“我有精神分裂症，申请住院治疗！”韦伯庭长厉声制止：“没有医院论证，被告本人单方申请无效！”韦伯命令宪兵把大川周明押下去后，法庭才安静下来。然而当庭27名甲级战犯，从荒木贞夫、清濑一郎到东条英机，都声明自己无罪。
两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继续开庭。由各大国推任的联合公诉代表达西递交历史证据，其中编号为169号文件的《田中奏折》引起法庭人员的极大关注。自1927年田中义一任首相兼外相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正是以这个“奏折”为纲领，实行野蛮的侵略行径。《田中奏折》被日本政府严令必须销毁，当美国空降兵冲到东京档案大楼时，这儿已是火光冲天。所幸这份《田中奏折》从灰烬中被捡了出来。法庭传讯冈田启介、田中隆吉等出庭，这些田中内阁的要员在法庭证明，当年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方针实施的。但由于美国深恐一味追查《田中奏折》之事会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度，后来便以“真伪莫辩”为由，不拟起诉天皇。这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时的一段秘史。
引渡谷寿夫到中国受审
审判进行得十分艰巨，日本战犯庞大的律师团对起诉书提出的一条条罪行，以“缺乏足够证据”为由，不断为战犯们辩解。直到1946年10月16日，十名德国纳粹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绞刑处死后，东京的审判仍进展缓慢。
这天，梅汝璈正在中国法官办公室整理材料，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上校来征求他的意见：“贵国国防部已两次来电，请求东京盟军总部将战犯谷寿夫引渡到贵国去受审。我想知道您对这件事的个人见解。”66岁的谷寿夫是日本前陆军中将师团长，南京大屠杀首犯。梅汝璈深知谷寿夫罪恶深重，便态度坚决地表示：“根据国际法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乙、丙级战犯，如对直接受害国，也就是暴行实施地国家的要求，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引渡的！”卡本德表示同意，并将他的意见向盟军总部转达。梅汝璈知道盟军总部目前对此事态度尚不明朗，深怕夜长梦多，急忙将罗集谊、唐铭等中国律师找来，共商如何促使盟军总部早日将谷寿夫引渡给中国军事法庭。唐铭思索后想出个点子：“既然卡本德上校已大体同意引渡方案，我看可以在报上披露你们的谈话内容。”
唐铭当即撰文，连夜发稿。次日清晨，一份份中文、英文、日文报纸纷纷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印有通栏大标题的大块文章：中央社东京五日专电，《华声报》特派记者唐铭报道：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上校日前会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时表示，同意将日本战犯谷寿夫近日内引渡给中国政府审判。这一决定是根据国际法则中的有关规定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而做出的……。这些报道引起了连锁反应。最后，盟军总部终于同意了中方的引渡要求。
梅汝璈知道，有关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日后还将成为东京庭审的焦点。而时至今日，能够当庭出示的罪证掌握得还不多。裘劭恒律师建议：“我们应该向法庭提出派员去南京进行实地调查，获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人证和物证，提交给远东军事法庭。”韦伯庭长答应了中方的要求。1947年4月中旬，法庭特派中国检察官首席秘书裘劭恒律师和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英国记者皮特·罗伦斯等人组成“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组，专程赴南京调查取证。
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便于1946年2月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展了对侵华日军乙、丙级战犯二千余人的审判工作。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后，中国军事法庭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事件专案调查组提供了一批
人证、物证。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唐杰少校还特地给他们送来一批有关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书籍和资料，其中有林娜的《血泪话金陵》、李克痕的《沦陷五月记》、陶秀夫的《日寇祸京始末记》、秋江等人的《敌寇暴行记》和史密斯的《南京战祸写真》，以及《陷京三月回忆录》等。在对谷寿夫开庭审判时，陈光虞检察长历诉了他纵兵南京犯下的种种罪行，应判处其死刑。谷寿夫发疯似地抵赖，并提出：“至于共同屠杀罪，希望引渡有关人员来华讯问，以使全部弄清再作决定……”陈光虞依法驳回其要求，谷寿夫这才提出要给家人写遗嘱。最后，审判长石美瑜宣布行刑命令，南京雨花台刑场两侧万头攒动，当人们亲眼看到刽子手伏法时，爆竹鸣放，不绝于耳。
增派倪征到东京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首批起诉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为首的便是东条英机。季楠检察长宣读的起诉书中，他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就在麦克阿瑟将军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甲级战犯的第二天下午，东条英机开枪自杀，但子弹偏离了心脏一寸。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东条英机要么为自己进行无罪辩解，要么装聋作哑。土肥原贤二也是如此，每当提及“九·一八”事变，他总是百般抵赖，并奸诈地说：“一切指控都需要证据调查。”
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的向哲浚为此而苦恼，他着急地对梅汝璈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间最久，所犯罪恶最大。可现在我们却不得不常常靠借用盟国提供的一些证据来进行工作。这样下去后果很难想象。”梅汝璈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原先对英美法律概念认识模糊，对被告的犯罪证据搜集不足。自古以来，中国法律一直沿用的是纠问式的审讯制，审讯提问主要由法官主持。而英美法采取的则是告诉制（或称对质制），审讯提问主要由双方律师担任（刑事案件中的原告律师是检察官）。除此之外，在决定证据的凭信力时，中国法律采取“自由心证主义”；而英美法律采取由双方进行法庭辩论。按照法庭审判程序，土肥原贤二之后还有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等人，看来还得火速让政府一面搜集日军侵华的人证、物证；一面再增派些精通英美法律的人员来日本助战。
向哲浚决定回南京搬兵。司法部长谢冠生没估计到审判过程会如此复杂，听了他的求援要求后，想起刚从欧美考察回来的著名法学博士倪征。倪征慨然允诺，随后他走访了曾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将军。秦德纯叹息地说：“这可难啦！抗战中从来没有哪个指挥官想到应该保存什么证据作为控诉战犯用。”因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长期在我国北方从事侵略活动，他建议倪征到北平、沈阳等地搜集些他们的罪证，并答应自己会亲自到东京作证。倪征从北方回来后，谢冠生即委派他为中国法官首席顾问、国际检察局中国检查组成员，并决定增派上海律师鄂森、桂裕，南京中央大学法学教授吴学仪为中国法官顾问，一并赶往东京。此时被告的辩护阶段即将开始，倪征他们通过中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组人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找寻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从这些被查封的档案资料中，他们果真找到了这些被告在中国的大量犯罪记录，如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出版的奉天特务机关报，就写明土肥原贤二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天津事变”及“伪满洲国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但土肥原也不示弱，重新开庭时，一个叫爱泽城的作为他的第一证人出庭，出示了中国抗日将领宋哲元送给土肥原的一幅古画。韦伯庭长当庭展开。这幅中国著名画家王石谷的山水画，画面左上角有几行龙飞凤舞的题词：“土肥原将军年来奔走中日和平，备极辛劳。此次另有重任他调，特赠此以作纪念。宋哲元敬赠。”太田金次郎律师借题发挥说：“大家都知道，宋哲元是中国著名将领和政治家，连他都这样敬重土肥原大将，可见土肥原将军确实是中国人的好朋友。”正在这时，任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走上证人席，他曾是宋哲元的部下，这位山东大汉接过那幅山水画，仔细地看了一会，点点头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看来有可能是宋哲元将军赠送给被告土肥原的礼物。但这幅画上的文字并不是出自宋哲元将军之手，而是他的秘书长杨镇南所写。”“噢？”韦伯庭长惊奇地问：“你能肯定吗？”“我和宋哲元将军共事多年，熟悉宋哲元将军和杨镇南的笔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我现在身边就有宋哲元笔迹的文件，法庭可以当庭鉴别真伪！”秦德纯的一席话，彻底粉碎了日本辩护律师绞尽脑汁筹划的阴谋。
倪征见状，便抓紧战机给被告土肥原贤二以致命打击：“被告曾多次吹嘘日本要用刺刀、鸦片、特务‘三大法宝’来灭亡中国。他首先利用鸦片作为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土肥原贤二走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以鸦片通往军事侵占的坦途。”倪征当庭展示几份证据：“这是当年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向美国当局发回的电文，伪‘满洲国’3000万居民中有900万人经常吸鸦片，销售鸦片日益成为伪‘满洲国’仅次于关税收入的主要财源。”土肥原贤二知道遇到高手，他对太田金次郎说，在这种情况下，一答辩便会讲出更多的情况泄露更多的问题，遂决定放弃辩护权，对所有罪行全都采取死不认账的态度。
审理“南京大屠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布的起诉书包括三大类，共55项罪状，其中与松井石根有关的达38项，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1937年8月被委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之后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这年12月13日率领日军占领南京城。松井石根为了替自己的侵略罪行辩解，抛出了《对检察官季楠之意见书》，强词夺理说：“季楠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
1946年12月29日上午，干瘦矮小的松井石根站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上，他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松井石根的律师伊藤清和马特斯也开始发难：“你们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请问证据何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当庭展示一叠资料，其中有《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当时的报道，以及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等。1947年9月10日，远东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理进入辩护阶段，松井石根请来一批人马为他辩护，这其中有七八个人竟是他原来的部下。又一场唇枪舌剑在法庭上展开。国际检察处公诉人托马斯·莫罗上校曾经亲自到南京调查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他以血淋淋的例证控告松井石根。松井石根却恬不知耻地辩解说：“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南京有过大屠杀，此时对此负有责任的不是已去世就是在关押中，而且有关文件也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松井石根的话音刚落，他的美国辩护律师布鲁克斯立即接上话茬：“法庭需要的是证据。可是十分遗憾，竟死无对证了！”
韦伯审判长传讯侵华日军的南京警备总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岛今朝吾原是日寇第16师团长，这次未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他作证说：“松井大将曾命令第16师团，对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扫射……到15日深夜，光是下关码头一地就杀死中国军民二万多。此外13师团的山田支队，更把二万多中国军民俘虏，以补给困难为由通通枪杀。”接着原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史波尔出庭作证：南京沦陷后，日军潮水般地涌进南京城内，杀人、纵火、强奸！第二天他和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及秘书史密斯，曾访问日军司令部，请求阻止，但却是徒劳的。于是他们将这种种暴行做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然而日军当局从未理睬，任其部下肆虐如故。
但布鲁克斯律师仍坚持说：“法庭不应光听一面之辞。”这时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法庭展示了当年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回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电。这份电报是苏联红军从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里缴获的，苏联军事法官柴扬诺夫将它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材料交给了梅汝。韦伯庭长读了密电，其最终结语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是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他们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这些话出自法西斯阵营内部，这使法庭顿时一片哗然。但布鲁克斯律师仍认为：“作为被告松井石根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向哲浚早就料到这点，他从卷宗里取出另一份材料，当庭展示道：“这份资料是1937年12月10日，被告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夕给谷寿夫和牛岛、中岛、末松四个师团长下达的命令，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这一作战命令中声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请特别注意畏服的含意。”接着他放映了外国记者当时在现场拍摄的罪证实况。最后，审判长韦伯起身，宣读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宣判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
“慰安妇”的出笼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又一名甲级战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策划内蒙独立和华北自治，扶植汪伪政权的日本前陆军大将坂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先认定被告坂垣征四郎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元凶。公诉人季楠检察长还对坂垣征四郎出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后，强征、拐骗大批朝鲜妇女送往日军所在的各战场及占领地，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指控。
1937年8月到12月底，也就是日本侵略军血洗上海和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短短四个月中，遭到日本军人强奸、轮奸中国妇女至少在五万人以上。此时身为陆军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曾几次提醒和督促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考虑两个问题——性病的威胁和“治安对策”的实施。1938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之后，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这就是有名的《麻生意见书》。麻生彻男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学的是妇产科，被征入伍后分配到上海派遣军后勤第十一兵站医院。他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麻生彻男首次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这个建议很快被东京大本营采纳。1938年3月，日本军部要求各派遣军召募营妓。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手捧一叠朝文报纸揭露说，根据汉城报纸记载，从1943年到1945年，也就是被告坂垣征四郎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期间，有五万到七万人当了慰安妇。
法庭传唤证人麻生彻男到庭作证。麻生彻男向法庭说：“从日本应召第一批慰安妇，是在1937年底攻陷南京之后，徐州会战之前。设置慰安所，征召慰安妇，表明日军已建立长期在中国作战的思想。1938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命令：为了在近期开设陆军娱乐所，要我去其美路上的沙泾小学，给在那里的百余名妇女检查身体。后来才知道，她们是从日本九州征召来的慰安妇，刚到上海。这次妇检后不久，日本陆军配属的慰安所正式诞生了。”麻生彻男还介绍了一些慰安妇备受折磨的事例。坂垣征四郎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最终不得不承认：日本军方在大举侵略中国及东南亚各国期间，在日本、朝鲜、中国强行征集“慰安妇”随军服务。
决定命运的第六票
1948年4月16日，历时两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工作终于结束了。法庭进入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起草判决书的阶段。英国法官派特里克爵士提出：“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应按各个时期和各个战场起草。”这获得各国法官一致赞同，中国法官梅汝璈向法庭提出请求：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最远可从1874年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算起，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为止，历时达半个多世纪。据初步统计，中国人民在八年战乱中伤亡了一千八百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军队的伤亡在内。财产损失达六百多亿美元。为此法庭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请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韦伯庭长当场宣布同意。
然而就在法庭即将结审时，《朝日新闻》4月13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美联社记者莫里斯·哈里斯对28名被告量刑的预测消息，顿时轰动全球。据哈里斯预测，死刑在28人中约占半数，监禁刑约为10人，无罪1至3人。看到这一预测，清濑一郎等日本辩护律师们急忙跑到盟军国际检察局去交涉，认为这则消息会使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美国律师也跟着起哄。正在这关键时刻，南京国民政府发来加急电报，蒋介石调梅汝璈回国任司法部长。梅汝璈飞回南京拒绝了这项任命后，又匆匆赶回东京。此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后秘密评议（量刑）阶段，各国法官在对战犯是否处以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争辩激烈。印度法官巴尔博士提出，世人都需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所以全体战犯都应无罪开释。美国法官克莱墨尔坚决表示反对，韦伯庭长颇感为难，于是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办法：“将这些战犯统统流放到太平洋中某一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去，就像当年拿破仑战败被流放那样，也算是对战犯的一种惩罚！”一些已废除死刑国家的法官和没有遭受日本荼毒的法官表示赞同。苏联军事法官柴扬诺夫将军反对。梅汝也据理力争说：“如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本法庭的宗旨，又违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虽未最后投票，他预见力主死刑的法官只占少数。
第二天梅汝璈来到韦伯庭长的办公室，就法庭严惩日本战犯之事，再次和他磋商。见韦伯庭长难改初衷，梅汝璈激动地说道：“审判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什么？！”韦伯庭长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当然，个人之颜面、生死均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审判长考虑我们的这一最后请求！”韦伯庭长被梅汝璈真挚的情感深深感动了：“我个人的意见可以收回，只是其他法官……”梅汝表示，将与其他各国同仁商谈。
决定日本战犯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这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集各国法官开会，对日本战犯量刑进行最终投票表决。计票方式非常简单，每人在一张统一规格的纸片上划符号，同意判处日本战犯死刑的划上“√”，反对的则划上“×”，待整个法庭11名法官全部表决后，再由韦伯庭长专送盟军总部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处。韦伯庭长亲自唱票，另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和监票。11张票从信封中逐一抽出，韦伯庭长念道：“同意死刑的5票；反对的5票。”“5：5！”梅汝璈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人们都在等待着最关键的一票，此刻韦伯庭长亲手从信封中掏出最后一张纸片，只见他习惯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神情严肃地念道：“同意死刑的6票！”究竟是哪5位法官不赞成适用死刑，这也许将是永远无法确知的世界之谜。
1948年11月12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这是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找不到任何技术上的疏漏或审理过程本身的疏漏可以干预判决”的情况下，于1948年11月24日核准了全部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七名日本战犯被判处绞死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等十六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乙级、丙级战犯也进行了审判。
远东国际大审判结束后，梅汝璈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向哲浚被任命为最高检察长、倪征被任命为上海高级法院检察长等职。但他们都拒绝到任。新中国建立后，梅汝璈、倪征出任外交部顾问，裘劭恒任上海外贸学院院长，向哲浚到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