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在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林彪、江青等在武汉制造的打击武汉军区及一派群众组织的反党乱军事件。
实际上，百万雄狮组织并不是什么群众组织，实际上它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为了对抗造反群众，主要由军队成员组成的声称群众组织的反革命组织。而跟林彪，江青等人没有丝毫关系。从《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里可以了解到，所谓的百万雄狮组织，是一个由全副武装的军队组成。
背景1967年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易主的《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
到3、4月份，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潘景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
经过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返京。王力、谢富治乘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之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从而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谢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二十九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惊了全国。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林彪、江青污蔑这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武汉大学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揭发声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并成立“斗陈办公室”，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两大派系的武斗逐步升级，武汉大学内的“农奴戟”战斗兵团（龙派）和“虎山行”战斗兵团（虎派）亦相互攻击。是日，造成较大规模的冲突。
结果7月25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组织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并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反革命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26日，哈尔滨市30万军民举行了所谓声援武汉“革命派”的大会，并进行了游行示威。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
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4090余人。四人帮倒台后，中共对“七·二○事件”中遭受迫害的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影响七·二○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指出文革分三阶段，一阶段是揪文化战线黑帮（三家村等）；二阶段是揪党政部门走资派；三阶段是揪军内走资派。但由于这一趋势引发军队不满，产生了反弹，江青等人由于估计到此举可能引发不测之祸，终被放弃。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军乱军”“小爬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诗歌这次事件前后产生了很多诗歌作品，最为著名的是武汉人吴克强所写的《放开我，妈妈！》。此诗作于1967年6月，正是七·二○事件前夕。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辉）等。这些诗从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冲突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