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
一、人物简介成仿吾(1897～1984)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原名成勋，笔名芳坞、澄实、石厚生。曾任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校长。1897年8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早年留学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
191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
1921年回国。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先后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在上海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
1924～1927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物理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教官。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3月，成仿吾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孙炳文等许多共产党人，以及鲁迅等革命文化人士。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经上海、日本，流亡欧洲，坚持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8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1931年9月成仿吾回国后，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于11月初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任党校政治教员兼高级班主任。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并主持中央党校，是当时中央党校唯一的政治教师。会后，成仿吾留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途中与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委员。他曾同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同志一起倡议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1939年，他带领几千名青年学生奔赴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华北大学副校长等。
成仿吾从1934年在瑞金中央党校任教以来，一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他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期，与徐冰合译《共产党宣言》。晚年，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了许多作品，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仿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从1958年8月到1966年8月， 他主持山东大学的工作长达8年之久。他知识广博，了解教育工作的规律。他强调要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需要办学。提倡实事求是和独创精神，主张办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他坚持学校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尤其重视师资的培养和提高，要求教师言传身教、教书育人。
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成仿吾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二、主要著作主要著作有《长征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成仿吾教育文集》、《成仿吾文集》等。
三、担任的领导职务成仿吾曾任全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政协常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委员、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委员、鲁迅研究学会顾问、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 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长征路上的唯一教授
成仿吾，1897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因聪颖过人被曾考取过进士的祖父宠爱而起名“仿吾”。1910年，年仅13岁的成仿吾便赴日留学。虽然他大学学的是工科，但因喜好文学，与郭沫若、郁达夫结成好友。三人相约成立“创造社”，并称为该社的三干将。
1924年成仿吾受聘任广东大学教授。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开始主动寻找革命。1928年夏，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回国后，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宣传部长兼黄安（红安）县委书记，后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成仿吾参加长征历尽艰辛，因戴着近视眼镜，在夜间几次迷路，还曾误闯到敌人的碉堡旁。1939年夏，作为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成仿吾根据中央决定，率领1500名师生突破日寇的封锁线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师生们在各村落分散住宿，集中起来时“放下背包上课”。成仿吾还经常亲自编写教材和讲课。日军大“扫荡”时，他还安排师生随部队分散突围并与敌周旋，虽付出一些牺牲却坚持下来。在成仿吾全身心投入下，这一“马背大学”和“火线大学”发展到了4000人。当时，从北平燕京大学到华北联大任教的英籍教授林迈克回国后撰文介绍说：“在敌人后方的解放区，中国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这是历史的奇迹。”
“文革”期间，年近七旬的成仿吾惨遭厄运，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一次，批斗者朗诵毛主席诗词以壮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却将最后一个字读成“bà”音。成仿吾猛然间强挣着昂起头，严肃地喝道：“同学，你读错了，那个字不念（bà），念（pí）！”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人民大学复校后，年过八十的成仿吾任校长。1984年，他87岁时在北京病逝。
四、人物事迹成仿吾同志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简洁流畅的文笔，慈祥和蔼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政治上保护干部
成老对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非常重视质量和效率。谁对工作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他都会不讲情面地严肃批评。同时，他对干部又是十分关怀爱护的，从不随意借政治运动之机乱整干部。
1959年，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与通常搞运动一样，大小单位都要找出重点人物，进行批判。山东大学也不例外。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行各业浮夸风甚盛。因为王启新对这些报道有疑问，在一次学习小组会上说：“一亩地产几万斤不可能。大家可以想想，一亩有多大面积，可种多少株庄稼，怎么能产出万斤粮食？以我的家乡黄县为例。黄县是山东省自然条件、土质最好的县份之一，在农业上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水肥也跟得上，而每小亩一般只能打一石（600斤）。”因为这些话，有的人就要定王启新为右倾，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进行批判。当部门党组织向党委汇报时，作为常委书记的成仿吾同志说：“王启新是一个好同志，他说的话有道理，不能因此定他为右倾。”因为成老的保护，王启新才得以逃脱了一次大难。
成老对其他同志亦是如此。由于成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关心爱护干部，因此，虽然当时在山东大学也进行了反右倾运动，对某些同志也作过批评，但很少给同志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政治上加以惩处。
2 工作亲自动手
成老在工作中，一贯强调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反对光说不干的飘浮作风。在这方面，他自己以身作则，不论是写文章或作报告，一向是自己动手。除了像党代会和校委会的工作报告，由党委或行政办公室的同志起草外，他平常向干部、教师和学生作的有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报告，都是自己写提纲，从不用别人代劳，更不会把别人写好的材料拿去照本宣读。
1960年学校开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当时成老负责作开幕词和闭幕词。不巧地是，临开会前几天，成老患重感冒，发高烧，不仅卧病在床，而且喉咙沙哑不能大声说话。怎么办，是延期开会，还是由别人代替呢？他是决不会因自己生病而影响大会的按时召开的，并且他自己承担的任务也不会轻易地推给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成老让王启新把他考虑的意见写成讲话稿，请党委副书记叶锦田同志代为宣读。按照他的意见，王启新起草讲话稿后，先读给他听，他听了之后，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段落的安排、词句的改动等每个细小的方面。最后作为他的讲话，由叶锦田在大会上宣读。
3关心爱护学生
成老对学生的关怀爱护，也是很突出的，对于这一点，他所工作过的学校的师生员工都是尽人皆知的。
1960年，在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下，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山东各高校都扩大招生，招生人数比通常多1/4到1/3，有的系科专业甚至要多一倍。由于招生数字过大，新生的质量就不能保证。因此，一些水平较差的学生也被招了进来，被称为“大肚子”班。再加上当时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正常的教学活动出现了许多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年，省教育领导部门又通知各校淘汰一部分学生，称之“泄肚子”。学校接此通知后，作为校长的成仿吾同志，不是机械地立即执行，而是令教务处长赵凌和王启新两人到各系摸底，由各系提出被淘汰学生的名单，汇集后再研究决定。由于当时各系提出的被淘汰学生的人数过多，如果按此名单执行，势必会使一大批学生离开学校。
成老认为不能如此，如果大量淘汰，一定会造成混乱，并且决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我们的学生。既然把学生招来了，就应该认真改进教学工作。可以分班上课，加强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使学习吃力的学生能够跟上班。学习太吃力的，可考虑留级。对于极少数实在跟不上班的，则再视不同情况个别处理。成老把学校的打算认真向上级作了汇报，取得了上级的支持。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了教学工作，从而使一批学习吃力的学生渡过了难关。他们基本上都能做到跟班学习，没有被学校淘汰出局。
4革命意志至老不衰
成老事业心很强，革命意志至老不衰。尽管进入耄耋之年，依然为教育事业不辞辛苦地操劳。
1982年，八十五岁的成仿吾同志，在完成口述《战火中的大学》一书之后，想把自己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经验加以总结，写成《教育工作与四个现代化》。按照他的设想，这篇大文章的结构分上下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过去教育工作的回顾，后一部分是对今后教育工作的展望。他认为教育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可以说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与其他事物一样，教育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后的教育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越来越重要。
正好这时王启新因参加编辑《成仿吾教育文选》一书到了北京。见到成老，他高兴地谈论自己的设想，并表示编完《文选》后，想叫王启新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曾计划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由成老口述（因为他年事过高，不能过分劳累，每天可谈两个小时），把他的想法全谈出来，然后由王启新把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的提纲，再读给他听，定下大的杠杠，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充实，写完整，最后写成初稿，然后经他审阅修改再定稿。估计此文可以写成20万字，力争成为一部科学的教育论著。
王启新当时在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行政事务比较多，不能长期离开岗位承担这一任务。经《文选》编委会商定，请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霄同志负责组织人员协助进行。张腾霄同志主持人大工作，更为繁忙，一时抽不出时间进行此项工作。原想拖一段时间再做，不料过了两年，八十七岁的成老离开了人间，使这件事情最终落空，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也是一大遗憾。
成老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理想和事业是长存的。
5忠于社会主义
建国以后，中共要求全国学者进行大登记，此事由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长成仿吾负责，有一位老师提出，此时身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年岁已高，且双目失明，能否委托他人登记。成仿吾大声斥责到：资本主义的学者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来登记，必须本人来，这是态度问题！后来这名老师被调离华北大学，终身在兰州大学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