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吴敬琏简介姓名：吴敬琏
性别：男
国籍：中国
籍贯：南京
出生年月：1930.01.24
学历：大学
专业领域：经济体制研究
毕业院校：金陵大学文学院
供职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1930年1月24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IAM）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 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5—1956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职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个人简历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
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1996年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4年 美国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
1990年 英国 牛津大学 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
1983——1984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1986——1987年 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3年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79——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54——1979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现代公司治理
关于吴敬琏的文章摘录《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演讲时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了他的观点。他回忆，在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真正对他现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响的一段日子，就是他于1941年到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
当时，这个学校被称为贵族学校，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父母都有钱，消费也很高，而是贵族(N0BLE)——高尚的人。如今象周光召这样的国内许多知名人士都出自这个学校，粗略算一下，这个学校光出院士就有40多个。
当年，学校的创始人师出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他意识到了依靠买船训练海军根本没用，只有人才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立志办学，并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开始抓起，并在所有教学楼前立一面镜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种礼仪校训。几十年过去了，50年代，当中国向国外派遣第一批大使时，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总理还能背出这些箴言。
最后，吴敬琏教授指出，目前，大学生正在集中系统地学习上一代的宝贵知识时期，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在学校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贵族”，一个21世纪的有用人才。(完)
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一分为二看待“教育产业”。
他说，看“教育产业”，要先了解产业的定义，中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分类，将产业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从自然直接生产产品，农业即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除第一、第二业以外，都叫第三产业，教育自然属于第三产业。按照这个分类，教育就是产业，要产业化。另外一个含义是针对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一定都是产业，它有其特殊性，必须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关于“教育产业”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争论，就是说社会的效益和本身的效益不一定一致，凡是这种东西不可能变成一个市场的导向性。教育这个产业，有些社会效益和单位效益是一致的，比如说，会计技能和软件技能的社会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变成产业。可是，人文学科、义务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变成产业。所以，他不赞成把所有教育都变成赢利性。
他还说，研究甲骨文，是几代人的劳动，发现二项式定理也一样，这种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社会效益，大家都用却没有人会去买的。如果这些都变成赢利性的，要不了多少年，我们的社会只知道钱，什么文化都没有，这样一个民族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分门别类。另外，管理教育可以变成赢利性的，可以把管理学放到一个综合的学科上。文化教养属于人文学科，有巨大的社会性，它的东西卖不掉，所以不能作产业。
他最后强调，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开门一定要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让他先过，你再关门，这是一个素质问题。如果这种简单的文化教养要都卖钱，全面的教育和全面的培养就会有问题。(完)
我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过关”了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过关”了，但任重道远；其他许多没有“过关”的地区和企业还需要努力。
他说，历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断水，不能明确划分界限。2000年2月，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国民经济，可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真正进入改革渠道，于是，他提出了中国没有“过大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了近两年时间，他发现，中国出现了两种变化可以表明部分地区经济大关是过了。首先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比如浙江、苏南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开始形成，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有进有退。在苏南地区，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先从乡镇企业变成一般股份企业，然后再变成比较好的股份制企业并上了市。其次是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了旧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做到的。
但是，中国还有至少75%的地区和企业还很落后，比如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这些地方的企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继续努力。不过这些地方潜力很大，一旦发展起来，将是中国经济的新亮点。
同时，他也强调，即使是“过关”的地方，也只是基本实现早期市场经济，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健全“法治”，否则容易滑进“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前苏联就是反面典型。(完)
落后地区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宁夏接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会见时提出，落后地区的“三项制度”建立应该靠后，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他说，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有效建立，入世后，根本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竞争，更别谈“三项制度”的确立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强调“三项制度”，陕西还提出了“砸三铁”，结果是无法进行了。
去年，国家14个部委搞了一项研究，最终的结论是：当企业所有者不在位时，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三项制度”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要有个轻重缓急，建立好现代企业制度，再建立“三项制度”。(完)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所有者进行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
他说，15年来，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老板”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来干的，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打工者”进行的，结果是干了许多事，开了许多会，就是干不成。
十四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法人，结果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首先是一股独大，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一般至少是66%，大股东的股权具有绝对权威性，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开的，实际上许多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上层领导人是一批人，许多事情就有这些人说了算，然后就出现了“春都事件”等一系列母公司占用子公司资产的事件。其次是内部人控制，当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由“老板”建立的，而是由企业经理等“打工者”设计方案，这些“打工者”就会强化经营权，可一旦到了60岁，控制权没有了，他就会在此之前挖国有股墙角，就出现了59岁现象。
他也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对于在创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给一些股权，比如现在飞速发展的联想集团就是一个正面典型；其次可以适当放松对“打工者”的限制，以利于这些“打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