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绘画
明代宫廷绘画[1]的历史，从明代建国伊始就已经开始，经过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几朝，宫廷绘画达到了兴盛阶段，到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微。赵原、卓迪、周位、王仲玉等是初期院体画家的代表。宣德以后，宫廷画家不断增多，著名的有谢环、商喜、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他们的绘画，技艺全面，师法南宋“院体”，各有特点。成化、弘治之际，宫廷画家主要有以画花鸟著称于时的林良、吕纪；山水、人物画则以吴伟、王谔的成就最为突出，正德年间的朱端，其人物、山水、竹石画也具有相当水平。在明代的宫廷绘画中，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画，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两宋院体画的影子。黄筌父子的工笔重彩花鸟画法在明代宫廷绘画中得到了传承；山水人物画方面的主要效仿对象是南宋的李、刘、马、夏，也有的宗法郭熙，刻意的摹仿和自己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明代院体画的特有风格。主要特点表现为形象精确、法度严谨、色彩艳丽。但与宋院画相比，明代院画则显得在严谨细腻之中多了一些轻灵的气息，所用水墨也较多，成化以后，受到浙派的影响，风格则更加趋于豪放挺拔。
在明初的宫廷画家中，有些是自元入明的文人，在画风上仍保持元人传统，如赵原、卓迪的山水，取法于元四家，郭纯则师承盛懋，周臣、王仲玉等的人物画，以清淡秀逸取胜。边景昭的花鸟画与上述等人的师承有所不同，他直接效法的是宋代的院画，以工笔重彩著称。
历史发展初创阶段（洪武、永乐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百废待举，凡事以朴实节俭为准，禁奢侈华靡。京城金陵的三殿、六宫建成，亦不施图画。然而，出于政治教育、树碑立传、宫殿装饰等需要，他也征召天下善画之士，入内廷供奉，绘制历代孝行图、开国创业事迹、御容、功臣像等。有的长期供事于内府，如沈希远、赵原、王仲玉、盛著、周位、陈遇、陈远等人；有的临时召入，事毕遣回，如相礼、孙文宗；也有少数画家因画御容称旨，被授官职，供奉于翰林，如沈希远被授以中书舍人，陈远授予文渊阁待诏。
岳阳楼图记
洪武时供奉内廷画家地位较低，赏赐不算优厚，惩罚却相当严厉。由于明太祖好用峻法，猜疑心太重，画家因不称旨而被斥、处死之事屡有发生。赵原因画历代功臣像应对失旨，被赐死；盛著初入宫时很受重视，太祖曾赞赏他的圈补古画技艺高超，特作《盛叔彰全画记》勉励，但后来他在画天界寺影壁时，因绘了水母乘龙背，不称旨而弃市被斩；周位画艺精湛，宫掖山水画壁多出其手，侍奉皇帝又十分谨慎，“太祖一日命画天下江山图于便殿壁，元素顿首曰：臣粗能绘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谙，陛下东征西伐，熟知险易，请陛下规模大势，臣从中润色之。太祖即援毫左右挥洒毕，顾元素成之，元素从殿下顿首贺曰：陛下江山已定，臣无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颔之。”其应对机敏如是，然后来为同业所忌，也卒死于谗。在此严酷的专制统治下，画家惶惶不可终日，作画多承上意，画风亦很为拘谨，无甚创新意。
岳阳楼图轴明成祖朱棣也少谙文墨，然他已开始重视书画艺术的功用。迁都北平后，所营建的宫殿、寺观，需要大量负责装饰布置殿门官壁、室内画屏、窗根楣枋的艺匠，因此曾遍征天下知名画士至北京服务，其中包括画匠、裱工、木工、漆工等技艺之士。为书写诏敕、史册、文翰，也需要大批善书之士。明成祖曾试图仿效宋代翰林书画院体制，建立明代的翰林书画院，后因几次亲驾北征而未能实施。然他对能书善画的入选者也作了安排，外朝华盖、谨身、文华、武英、文渊几处殿阁中，各有因艺事称旨而挂职者，翰林院、工部营缮所和文思院也有隶属者，官衔则有各殿阁待诏、翰林待诏，营缮所丞、文思院使等，如文渊阁待诏陈运、翰林待诏腾用亨、翰林编修朱芾、工部营缮所丞郭纯等人。有的不授官而仅称供事内府、内廷供奉。其时的组织机构和职称升迁还不很完善，仍属初创阶段。
《聘庞图》
繁盛阶段（宣德至弘治时期）
明宣宗宣德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画坛也十分活跃。宣宗朱瞻基雅好诗文书画，尤擅绘事，经常将御作书画赏赐臣下。皇帝的爱好与倡导，使明代院画日趋昌盛。宣宗以恢复两宋画院盛况为目标，除永乐时入的供奉的画家边文进、谢环、郭纯等人继续留任外，还从江浙一带广泛征召民间高手如周文靖、李在、马轼、倪端、商喜、孙隆、石锐等人，一时名家云集。供奉内廷画家除少数安排原机构外，大多隶属于仁智殿和武英殿。所授职衔也有所提高，尤其授以锦衣卫武官名衔，领薪俸而不司军职，有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级别，官位都较高。
嗣后的成化朝朱见深、弘治朝朱祐樘，均擅长绘画，“宪庙、孝庙御笔，皆神像，上识以年月及宝”。当时画院内名家也很多，主要有林良、吕纪、吕文英、殷善、郭诩、王谔等人。隶属和授职治袭宣宗，院画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形成明“院体”的时代特色，宫廷绘画遂达到鼎盛时期。
衰落阶段（正德以后）
明武宗正德以后，随着朝廷的日趋腐败，以及画坛上“吴派”文人画的崛起，宫廷绘画日见衰败，至明中期后即销声匿迹。画院机构虽存，但各家寥落，大多属于滥以充数者。由于明代画院主要靠荐举选召人才，无严格考试制度，前期荐举循规蹈矩，若徇情滥举便加惩罚，如宣德元年边景昭受贿荐举了陆悦、刘生两人，结果，边景昭被罢为民，陆、刘二人交刑部治罪。由于宫廷画家升迁无定制，多凭君王及主管宦官的好恶授官，自宪宗朝始，出现了命中官传旨而得官的“传奉官”，“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以后数罢数复，正德后即不可收拾。太监刘瑾专权时，文华殿书办张骏，骤擢至礼部尚书，连装潢匠役，亦授官秩滥以充数和滥授官职，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耻与为伍，画院杰才日稀。所知稍有名气者惟正德朝朱端、万历朝吴彬、崇祯朝文震亨，但他们的取材和画风都已游离于“院体”，个人面貌也殊少新意，在画坛几乎不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