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冲突
中印冲突
1960年11月24日以及稍后的12月3日，印度加尔各答当局忽出奇招：逮捕当地兴华中学校长张学文、副校长谢应瑞、当地华侨报纸《中国新闻》总编辑侯兴福和山东同乡会会长刘维兴等13名华人。
实际上，从2月份起，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有关当局已经先后向旅居当地的华侨发出通知，限令接到通知者几天到3个月内离开噶伦堡或印度。至9月份，接通知人数已增至几十人之多。通知书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印度地方当局采取这一系列行动的背景即：中印边境交恶。
同一时期的1960年4月，为缓解中印边境之争，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动率团对印度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周恩来表示：“中印两国有一切理由应该千年万年地友好下去”，“边界问题并不是不可以找到共同点或接近之点”。
而印度尼赫鲁总理保持了自己的高调，坚持中印边界问题不容谈判。
印度拒绝中国方面稍前即已提出“双方武装部队从中印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的建议。中国单方面停止了巡逻。
虽然印度军方索尔少将也说，在交界地区建立非军事地带是好主意，但尼赫鲁总理的政府未予认可。这就导致印度朝相反方向采取使事态进一步升级的行动：趁中国边防军停止巡逻的空隙，在中印边境西段节节逼进，增建430个据点。
印度心目中的中印边境线、不容中国方面有任何异议的依据是所谓“麦克马洪线”。1914年3月24日，出席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中国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伦兴．夏扎在德里背著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用秘密换文方式搞出的这条线，历来不为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所承认。
但即使是根据这条线，印度军队在1959年强行占据的兼则马尼、1962年开始占据的扯冬、绒不丢、扯果布、卡龙、章多、克宁乃、日挺布、汤、娘巴等地，仍然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即中国境内。
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布了麦克马洪线附图的这一部分，并为此质问印度政府：究竟是谁侵占了谁的领土？
尼赫鲁承认：中国方面的报道“有些的确站住脚了”。他表示担心这会“使人看来中国人是受印度这只‘老虎’进攻的‘温顺的羔羊’，因此，你们（印度宣传机构）大家必须干得更够标准些”。
尼赫鲁在国内加紧了战争准备，声言他的国防部长梅农是“当代拿破仑”，“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印度也是一个大国。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
中印边境冲突呈不可避免之势。就连一向站在印度方面的英国《泰晤士报》在1962年10月8日发自德里的一则通讯也不无担心：如果在中印边界上爆发战斗的话，“旁观者会不得不指出，正是德里拒绝进入会谈”。
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保持著极大的克制态度。但这一克制显然不是惧怕印度有一位“当代拿破仑”。尼赫鲁的强硬来自印度当时所处的左右逢源的国际地位。一方面，美国称印度为西方式民主与自由的堡垒，另一方面，苏联则试图将印度拉近东方社会主义阵营。1960年1月，中印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尼赫鲁致信赫鲁晓夫，邀请赫访印。赫鲁晓夫即不顾中苏特殊关系，欣然表示接受邀请，更使尼赫鲁志在必得。中国的克制，或者说有如“温顺的羔羊”的姿态，显然有著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慎重考虑。
1962年10月20日开始，历时一个月的中印边境战争在东、西两段大规模爆发。战争以印度全面失败而告结束。中国边防部队主动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内地区，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312名全部被俘人员，退还全部缴获的武器装备及军用物资。
战争过程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怩加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如正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１９５９年９月８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６日的来信后，又于１１月７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２０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６日的来信后，于１２月１７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１９６０年４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结商谈。他提出的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１９６０年６月到１２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我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方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１９６０年８月至１０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北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二、战争爆发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还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这样，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尤其是从１９６２年４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４３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印度立场：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见１９６２年７月７日印度《闪电》报。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１２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１４日，印度国防部长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１７、１８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但是，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它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还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遭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停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同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战争结果中印作为亚洲及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保持中印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维持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发展关键。然而中印边界问题仍然困扰两国战略合作向实质性方向迈进，同时也制约中印关系的纵深发展。
2008年1月，辛格总理在访问中国后不久，就到包括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视察，抛出推动印度东北边境地区开发的一揽子计划。11月8日，印度外长慕克吉又在中国达旺地区（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访问时老调重弹，再次宣称印度对达旺拥有主权。印度强化对中印边界争议地区“事实占领”和“事实开发”的做法，不利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不利于两国在安全领域增加的互信。2008年美印核协议签署和美印太空合作等第三方因素，如果不在中印战略对话层次增信释疑，可能也会阻碍中美关系提升的高度。
不论是东线的麦克马洪线，还是西线的约翰逊线，都不具有法律依据，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承认。在中印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原则，在边界协定中，中国间接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为解决边界争端做出了重大让步。锡金王国是1975年被印度并吞的，北京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这次签署的边界协定规定，中印两国重新开放自中印边境战争以后一直封闭的一个锡金边界口岸，另外还准备在中印边境再开放一个口岸。在中印边界协定中，锡金被视作印度的一个邦，喜马拉雅山麓的纳图拉口岸定为边防和海关检查关口。
印度在边界谈判中顽固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仅对中国在东线合理的领土要求置之不理，甚至还妄图在西线阿克赛钦瓜分一片土地。鉴于印度的强硬立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任重而道远。
1962年11月21日24日，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命令。
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西藏军区前指、军 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 全线停火。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 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 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不同于国内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也不同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印战争的五个基本特点：第一,这场战争是由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引起的,是政治军事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印度尼赫鲁政府则坚持扩张主义立场,执意以武力实现其领土要求.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交织进行.军事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外交斗争.这个特点,不仅制约着这场战争的形式,进程和结局,而且影响着双方的战略指导.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即使在印军蓄意挑衅,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的严重事态下,仍克制忍耐,这就在政治,外交斗争和道义上处于主动地位.只是在印军完全拒绝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才后发制人,实施反击.而在首战告捷后,中国政府却发表声明,申明大义,仍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蛮横拒绝和平谈判,再度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再次被迫反击并取得反击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赢得了主动,得到了世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场边境局部战争,决定了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三者要紧密结合.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军事行动的打,停,进,撤;军事上的胜利,又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争取以打促谈,以打促和及相对的和平稳定.
第二,这场战争,中印双方力量对比虽互有优长,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大于印度,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高于印度军队.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
印度军队,原属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过战,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其参战部队主力印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3页.军第四师系"王牌部队".印军技术水平好,后方运输线短,后备兵团机动快,补给便利.但印军又是资产阶级的雇佣军队,带有浓厚的封建和殖民主义色彩,沿袭英军的基本制度,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士气较低,内部矛盾重重.且战术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近战,夜战.而中国边防部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多数部队具有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系正义之师,得道多助.这个特点为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客观基础.
第三,这场战争,是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该区属于"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东段作战地区,山高谷窄,路险林密,气候多变.西段作战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主要山峰在6000米以上,地表裸露,终年积雪,严重缺氧,气候酷寒.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严重影响着军队作战行动,部队集结,机动,指挥和协同困难,战场容量较小,容易发生非战斗减员,武器技术性能难以正常发挥,后勤补给十分艰难.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
第四,这场战争,是在地处祖国西部边疆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进行的,群众工作,民族和宗教政策,对战争有重大影响.只有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取得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正是在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经过长期艰苦和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紧密团结边疆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取得战争胜利的.
第五,这场战争,中国边防部队的后勤补给基本来源于内地,路线长,道路少,运输手段落后,难度大.这对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有极大制约.而印度军队后勤补给基地距战场较近,交通方便,利于持久作战.这些特点,规定着战争的复杂性,影响着战争的规模,进程和结局.这些特点,是双方指导战争的客观基础,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诸这场战争的特点,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筹谋划,作出一系列符合战争实际的决策,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区指挥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发扬军事民主,作出了正确的部署,进行了周密的战役指挥;参战部队扬长避短,依靠政治优势,吃苦耐劳,英勇善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在中印边境这一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