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
商贾：古代称行走贩卖货物为商，住着出售货物为贾。二字连用，泛指做买卖的人。 商贾 ： shānɡ gǔ
贾字是多音字，在姓氏中称为 jiǎ ，如贾宝玉
贾姓是黄帝的后裔，其形成的两个源头都是以国为氏和以邑为氏，均出自古代的“贾”地。这个贾地，就是今山西襄汾县。
谈起古代商贾，有三个人是不得不提的。
一个是范蠡，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商贾的鼻祖。范蠡，原为楚国人，出仕越国为大夫。吴越夫椒之战，越国大败。范蠡献计越王，卑身厚赂求和。归国后，协助越王励精图治，终于灭掉吴国。他认为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便功成身退，辞官归隐，带着大美人西施到齐国。他善于经营，资产至千万。后移居定陶，号陶朱公。有人说他与西施驾扁舟入五湖隐居。至今，在太湖边上还流传着“种竹养鱼千倍利，感谢西施和范蠡”的民谣。
一个是吕不韦，他是最有远见，最成功的商贾。《史记》称他为“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秦昭王末年，昭王以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立爱姬华阳夫人为正夫人。公子子楚为秦质子居于赵。吕不韦在邯郸见到子楚，以为“奇货可居”，便将自己的爱姬送给他，并劝说子楚结交华阳夫人，努力成为安国君的继承者。他资助子楚千金，又以珍宝献与华阳夫人。子楚终被立为嫡嗣。昭王卒，安国君立，是为孝文王，一年后卒，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后秦王嬴政尊其为相国，号称仲父。据传，嬴政乃是他的私生子。
一个是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卫国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孔子是很看不起商贾的。但子贡在成为孔子弟子前就经商于曹、鲁之间，富至千金。《韩诗外传》记载：“子贡，卫之贾人也。”他思路敏捷，理解力强，《论语》中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以他为最多。孔子去世后，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所以名传天下，完全得力于子贡的宣扬。
范蠡是政治家，后来经商，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商贾；吕不韦是大商贾，后来从政，成为有名的政治家；子贡也算是一个大商贾，后来当学生，再后来成为孔子学说的传播者及教育家。可见，政治家、商人和学者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也就成了中国商界的一大特色。
炎帝和黄帝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先祖，他们也是商业文化的奠基人。《易经帝系篇》中有“曰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这就是最早的商业活动。有人认为，舜是第一商贾。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得有所提高，被列为“四名之一”，《左传》称“士农工贾，不败其业。”齐鲁商贾、郑国商贾、吴越商贾都很活跃。进入战国时期，商贾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重农拟商是各国共同奉行的主张。秦时商贾是罪人，是俘虏，没有正常人的待遇。在汉、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商贾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跋涉，苦苦挣扎。到了唐宋，商业进一步繁荣，商贾们也渐渐地活跃起来。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在江南一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贾势力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他们要从末流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昂首挺胸地成为“正本”。
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两个影响很大的商贾集团，一个是晋商，一个是徽商。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据说，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像我国银行业的创始人雷履泰，乔家基业创始人乔贵发，赎矿运动的领袖渠本翘，保晋公司总经理常旭春，不忘爱国的皇商范毓并，机敏果断的侯荫昌，商业大家冀以酥，吃苦耐劳的曹三喜，都是当时很显赫的商界大贾。晋商具有进取、敬业、群体的精神；坚持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公平竞争、双赢同利的经营谋略；秉承珍惜诚信，俭约自律的作风。有人总结乔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始终坚持勤俭节约、守信不欺、自甘忍让、以和为贵的精神。左宗棠为乔家撰写的一幅对联就是一个佐证：“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作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就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商而有则仕”，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像因经商至富的程承津、程承海兄弟，乡人号为“程十万”，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马曰，因捐输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的鲍漱芳，红顶巨商胡光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徽商坚持“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以天下为己任，弘扬儒商精神，富而后教，注重人才投资，也将希望寄予官场，财自道生，利缘义勇，诚信天下，童叟无欺”的经商理念。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诚商良贾，也有奸商、官商、亦官亦商。西晋时期的王戎是个典型的贪利好财的奸商。史书上说他“维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实积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苦不足”，更可恶的是，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唯恐买者得到好处，总是钻破李核，然后才出售。石崇靠掠夺性的商业行为，加上贪污，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官僚之一，曾经与王凯斗富，上演了一出极其丑恶的闹剧。和珅是清乾隆时最大的贪官，他把搜刮来的巨额钱财，用于经商。通过贪污和掠夺性的经商，和珅之财不仅富可敌国，国库的钱财反不如和珅拥有的多。奸商的所作所为，严重的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失去了诚信；而官商的存在则滋生腐败，严重败坏了吏治。在每一个历史朝代，对奸商和官商都是被人民唾弃，被官府打击的。
古代的商贾，凡是成功者，无不奉行“诚信、耐劳、节俭、朴实，禁欲”的信条。道光年间有一个叫舒遵刚的徽商，信奉“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的“圣人之言”。休宁商人张州“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心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歙县商贾梅庄佘，“家素贫，弱冠行贾，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往往信人之诳，而利返三倍。中年积著累数千金，居乡以长厚闻。”发了财的贾商，也很热衷于助修祠堂书院、输粟助赈、兴水利、筑道路、抚孤恤贫等公益和慈善事业。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任何快捷的通信工具，一切都只能靠两条腿，或是马车、舟船，一趟生意，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或两三年，其中辛苦，现在的商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唐人吴融的《商人》一诗，道出了商贾们的真实生活：“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那种敬业精神，很令人感动。
古代的商贾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总结出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以仁为质”的商业道德规范和准则，逐步形成并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经商风俗和经商理论，逐步形成并总结出了颇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鉴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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