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
李梦阳(1473～1530) 明代文学家。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赘于王氏，父恢复李姓。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因连丧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出狱后，途遇张鹤令，李梦阳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被谪山西布政司经历，不久又因他事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
李梦阳鉴于当时台阁体诗文存在"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决心倡导复古以救其痿痹,确有一定进步作用。他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缶音序》)；同时也鄙弃中晚唐诗,认为"至元、 白、 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与徐氏论文书》）。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他的主张影响甚大。《明史•文苑传》说他与何景明"倡导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尤其在他与何景明的辩论中，意气用事，论点更趋偏激，导致刻意古节、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袭剽剥的道路，反而扼杀诗歌创作的生机。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承认"真诗乃在民间"，而自己的诗是情寡词工，并非真诗。
李梦阳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且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朝饮马送陈子出塞》揭露了明朝军队的腐败："万里黄尘哭震天，城门昼闭无人战",还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今年下令修筑边,丁夫半死长城前。"笔力颇为苍劲沉重。《君马黄》刻画宦官的骄横，也栩栩如生。坐车的宦官由于"前径狭以斜，曲卷不容车"，竟然下令拆房毁屋，于是"大兵拆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空城雀》通过对群雀啄麦、坐享其成的描绘，表示了对既无利弹、又蔑网罗的贫苦"翁妪"的同情，很有深意。《玄明宫行》铺叙了宦官住地的盛衰，抨击了他们的穷奢极欲，更嘲讽了这些家伙顷刻烟消云灭的可悲下场。
李梦阳的乐府、歌行在艺术上有相当成就。他善于结构、章法，如《林良画两角鹰歌》从画说到猎、从猎生发议论，后画猎双收,很见功力。但时有雕凿之痕,并未臻于自然流转的神境。另有部分乐府模拟严重，不足取。除乐府、歌行之外，李梦阳的七律也有特色。他专宗杜甫，七律多气象阔大之辞。如《台寺夏日》对台寺的描绘,很有磅礴飞动的气势,并蕴藏着鉴古知今的情思。他创作七律，也能注意开阖变化。王维祯认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但也应看到，李梦阳的七律并非全是雄浑健拔之作，还有少数兴象飘逸、风味盎然的诗篇。如《舟次》"贪数岸花杯不记，已冲风雨□犹牵"，《春暮》"荷因有暑先擎盖，柳为无寒渐脱绵"，用词精警而自然，情趣横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种风致。
著有《空同集》66卷。（尹恭弘）
宦海浮沉刚直名世——士林领袖李梦阳的仕宦生涯
石麟
提起李梦阳，大家都知道他是明代“前七子”的领袖，然而，李梦阳三起三落的仕宦生涯却更具传奇色彩。
李梦阳（1473一1530），初名莘，字献吉，号空同子，甘肃庆阳（明代属陕西）人。十一岁时（成化十八年，1482）随父徙居开封，其父李正时为周府封邱王教授。二十一岁时（弘治五年，1492）李梦阳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因当年其母高慧去世，两年后其父又去世，李梦阳一直丁忧在家，未授官职。一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拜户部主事，当上了一个正六品的官儿，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李梦阳出身寒微，兼之他为人强直，入仕不久，当其监税三关时，就第一次触犯权贵而下狱。据李梦阳《下吏》诗自注：“弘治辛酉年，坐榆河驿仓粮。”崔铣《空同李君墓志铭》中说：“常监三关，招商，用法严，格势人之求，被构下狱，寻得释。”徐缙《空同李公墓表》也记载：“公初税三关也，立法严整，请谒不行。勋珰诬之，逮狱，寻释。”综合以上材料，可知梦阳在监税三关时，因用法严整，与权豪势要相抵触，因而被诬告，以榆河（在今北京附近，离居庸关不远）驿仓粮事下狱，但很快就得以释放。这是弘治十四年（1501）的事，梦阳时年正当“而立”，却经历了宦海浮沉的第一道波澜。
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上书孝宗皇帝，劾寿宁侯，结果又导致了他第二次下狱。此事全过程，李梦阳在《上孝宗皇帝书稿》所附之《秘录》中述之甚详：“于是密撰此奏，盖体统利害事。草具，袖而过边博士（贡）。会王主事守仁来，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必谏草耳。’予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从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祸。’……及疏入，不报也，以为竟不报也。一日，忽有旨拿梦阳，送诏狱，乃于是知张氏有本辩矣。张氏论我斩罪十，然大意主讪母后，谓疏末张氏斥后也。……奉圣旨：‘李梦阳妄言大臣，姑从轻，罚俸三个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
张氏即张鹤龄，孝宗张皇后弟，时封寿宁侯。这位国舅爷招纳无赖、罔利害民。梦阳向皇帝刚直进言，揭露了张的恶行。寿宁侯匆匆反扑，抓住梦阳奏疏中最后一句“厚张氏者至矣”几个字，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手法，硬将揭露张国舅之“张氏”说成是讪骂张皇后之“张氏”。当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愬不已。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明史•李梦阳传》）。幸亏孝宗还算明白，很快就将梦阳放了，并召张鹤龄进宫训斥了一顿。但李梦阳受此屈辱，怒气不平，“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同上）。在第二次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李梦阳冒着杀头的危险，直言上疏劾奏国戚，甚至于事后还怒打皇亲。虽然也曾被抓入狱，且损失了三个月的俸禄，但在朝廷之上却赢得了刚直的好名声。
当年五月，孝宗崩，武宗即位。梦阳官升一级，进户部员外郎，从五品。第二年，正德改元，梦阳又进郎中，正五品。
武宗即位后，原在东宫的一帮旧阉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朝中正直官员多所不满。户部尚书韩文得内阁三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支持，令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八虎，此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李梦阳《代劾宦官状疏》所附《秘录》中记载：“韩文每朝，退对属吏，言辄泣泪数行下，以阉故。而郎中李梦阳间说之曰：‘公，大臣也！义共国休戚，徙泣何益？’韩公曰：‘奈何？’曰：‘比谏臣有章入，交论诸阉，下之阁矣。夫三老者，顾命臣也。闻持谏官章甚力。公诫及此时率诸大臣殊死争，阁老以诸大臣争也，持必更易，力易为辞，事或可济也。’韩公于是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翌日早朝，韩公密叩三老，三老许之，而倡诸大臣，又无不踊跃喜者。韩公乃大喜，退而召梦阳，令具草。”
李梦阳代韩文草拟的，就是那篇有名的《代劾宦官状疏》。此疏九月上呈，十月，韩文率廷臣力争。谁知正德皇帝却在这个月让刘瑾入司礼监，“罢户部尚书韩文，勒少师刘健、少傅谢迁致仕”（郑晓《今言》。刘瑾“勒罢公卿台谏数十人，又指内外忠贤为奸党，矫旨榜朝堂”（同上）。以“五十三人党比，宣戒群臣”（《明史•武宗纪》）。梦阳自然在五十三人之列，但由于当时刘瑾并不知劾章出梦阳之手，仅将其于正德二年（1507）春二月放归田里。第二年五月，刘瑾得知劾章乃梦阳代草，又矫旨将梦阳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必欲杀之而后快，幸“康海为说，乃免”（《明史•李梦阳传》）。直到当年八月，梦阳才被赦出。
李梦阳第三次对权豪势要的斗争，更显示出他倔强的性格和惊人的胆略，政治色彩也更加浓厚。劾奏八虎之事，虽由韩文出面领头，实际上却是由李梦阳主动策划的。这件在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无疑进一步提高了梦阳的威信。
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伏诛。第二年四月，诏梦阳起复，迁江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当年五月赴官，六月到任。这是李梦阳第四次升官，也是他仕宦的终点。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但他刚介耿直的个性并未改变。到江西后，李梦阳首先没搞好与总督陈金的关系。“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接着，又与巡按御史江万实闹翻了。“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与此同时，梦阳又得罪了淮王佑棨。“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在这前后，梦阳还与参政吴廷举有矛盾。“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均见《明史•李梦阳传》）。这些人纷纷搜集材料，打击梦阳，正如梦阳自己所言：“仆此一言一动，悉为仇者所搜罗。江御史搜罗者二，吴廷举者二，淮人者三。”（《与何子书二首》其一）
矛盾加剧后，总督陈金命布政使郑岳勘此事。梦阳不甘示弱，进行反击，“执岳亲信吏，言岳子沄受赇，欲因以胁岳”（《明史•郑岳传》）。糟糕的是：“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明史•李梦阳传》）据徐缙《空同李公墓表》：“宸濠乃以诡术诱公，弗察也，未及乃觉，绝弗与见。”宸濠为了利用李梦阳打击郑岳而插手其间，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当时江西上层人物之间剑拔弩张，以致“巡抚任汉顾虑不能决”（《明史•郑岳传》），只好请中央政权派人来解决这场大纠纷。“正德八年秋八月，给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李梦阳《广信狱后记》）“帝遣大理寺卿燕忠会给事中黎奭按问。”（《明史•郑岳传》）
燕忠到江西后，于广信（今上饶）勘问此事。李梦阳《广信狱后记》云：“十二月，燕卿至广信府。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至广信就狱。是年三月事完。”这是正德九年（1514）的事，李梦阳《亡妻左氏墓志铭》云：“甲戌，李子以与江御史构，从理官于上饶。”在当年四月八日的《与何子书二首》其二中，梦阳又说：“勘事一、二日毕矣，而淹至三月二十五日始发回省城候命。”可知在勘审过程中，梦阳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孤立无援，处境可怜，况又是“卧病待罪”（李梦阳《广信狱后记》）。勘审结果，自然是梦阳败诉，诚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居官无状，得蒙宽谴，罢归。”（《宣归赋》自注）他彻底失败了，在仕途上翻了最后一个大跟斗。
在第四次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梦阳自有其狂狷使气的一面，但就本质而言，他并没有错。无论顶抗总督也罢，拒揖御史也罢，鞭挞淮王府校也罢，执布政使亲信吏也罢，侵官也罢，梦阳所冲击、毁坏的，无非是达官贵人们的威势与尊严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空同子自有其独立的人格、耿介的气骨、可贵的精神。梦阳在当时当地是大得人心的，当他被羁广信狱时，竟有“诸生万余为讼冤”（《明史•李梦阳传》），可见一斑。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嘉靖初，宸濠谋反被诛后，梦阳“坐为濠撰《阳春书院记》，狱辞连染”（《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救之”（《明史•李梦阳传》），才又一次免于杀身之祸。
梦阳虽为当时黑暗官场所不容，但在士林中威信极高。“卒后，弟子私谥文毅”（《明诗综》卷二十九），可看作是时人对他的高度评价。
纵观李梦阳的一生，二十一岁中举，二十二岁成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终江西提学副使，四十三岁罢官家居。二十年宦海生涯，他格抵勋珰、指斥国戚、弹劾阉竖、陵轹台长，曾几番下狱、数次罢官，可谓清节不渝、胆气过人。论其诗，褒贬毁誉，自可再议，然论其人，则足称封建时代正直士大夫的典型。从他的宦海浮沉中，我们也就可以感受到封建官场之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