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官制
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源于1853年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军在其已占领的广大乡村地区举荐乡官、建立乡官制的法理依据。
首先，《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荐举乡官的政治标准，强调区分“忠、奸”、“贤、良”与“恶、顽”，指出无论官或“伍卒民”，“尽忠报国者则为忠”，忠者升官世袭；若违犯条命或受贿或徇私舞弊者则为“奸”，奸者降职乃至“黜为农”；一般人民，“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良”，或举或赏；“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顽”，或诛或罚（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
其次，规定了举荐乡官的具体程序。忠者、贤者、良者，均在举荐之列；一年一举，“以补诸官之缺”（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具体操作程序如次：始由最基层组织“两”之“两司马则列其行迹，注其姓名，并自己保举姓名于卒长。卒长细核其人于本百家中，果实，则详其人，并保举姓名于旅帅。旅帅细核其人于本五百家中，果实，则尚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师帅。师帅实核其人于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实，则尚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军帅。军帅总核其人于本军中，果实，则尚其人，并保举姓名于监军。监军详总制，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启天王。天王降旨……”（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通过两司马举荐至天王降旨，共十四道程序，推举遴选，乡官得以产生。
第三，对已在太平天国任职的“天下诸官”（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则每三年升、贬一次。“天下诸官”自然包括乡官在内。此举意在“以示天朝之公”（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升、贬对象是伍长、两司马以上的各级官吏，俱由上一级官吏保升、奏贬。既无“贤迹”，又无“恶迹”者，则不保不奏，以待下一个升、贬年的来临。若遇“大功大勋”、“大奸不法”等特殊情况，天王特允“不时保升奏贬，不必拘升贬之年。”（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
第四，《天朝田亩制度》制定了针对保举者的“赏”、“罚”、“黜”的奖惩措施。“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保升、奏贬时，“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保升也好，奏贬也罢，贤迹也好，恶迹也罢，“总要有凭据方为实也”（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5—167页。）
考察《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太平天国举荐乡官、建立乡官制度的程序可知有如下特点：一是经常性、一贯性。举荐一年一次，升、贬三年一次，从而保障了乡官队伍的连续性、稳定性。二是层层负责、把关。举荐、保升、奏贬均层层上报，体现了一定的责任感。三是尊重民意、增强了透明度。对于被举荐的伍卒民的“行迹”，均须在相关范围内核实无误后，方可上报。四是注重事迹，重“凭据”。对保升、奏贬的乡官，其“贤迹、恶迹”须并列清楚。五是奖、惩结合。力图杜绝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恶习，确保乡官队伍的纯洁性。六是天王独掌任免大权。对被举荐者，天王有最后决定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举荐乡官、建立基层政权的制度虽嫌繁琐，但秩序严谨，要求严格，无可厚非。
实际操作时，首先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实行公举，此外还有直接委任与拈阄等举荐乡官的办法。
乡民共同推举是产生乡官的法定方式。翼王石达开于1853年 11月5日遣使颁谕，饬令安徽贵池公举乡官。人民闻风响应，旋即殷家汇、竹塘等地举出了军、师、旅帅。12月1日， 《殿右捌指挥杨告荻港镇人民札谕》，限于12月13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乡官（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页。） 。公举时，应举出何人任何职，注明其年龄、三代履历、家庭人口等；公举出的乡官遇害后，由地方对其家属进行抚恤，并立庙设位致祭。
拈阄。公举不成则拈阄。如贵池竹塘，公议以生监充当旅帅，“互相推诿，乃拈阄。阄为（秀才陈）仿坡所得”（注：参见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此法可视为由公举派生出来的方式，因为它往往产生于公举不成之后，需众人认可后方行拈阄。拈阄者都抱有听天由命之态度。这种方式既不同于公举，又不同于委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方式，并不常见。
直接委任。江苏吴江县蠡墅人许玉庭，忠王李秀成令其回乡劝民纳贡。民听其言，蠡墅无羌。许因之名声大震。“贼藩待许礼甚优，命许为第一营伪军帅。”（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 页。）上级官员直接委任是产生乡官的主要方式之一。较之公举，手续更为简便，免去了层层上报的繁文缛节；战事激烈，非常时期，委任更现实、适用。在建立乡官制的地区，公举与委任这两种方式是混合使用的。前者结合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乡官规定的政策性，后者体现了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
二
乡官是太平天国的“胥吏”。乡官居于乡，办公之地为乡官局。乡官有印信，印信为乡官办公之用，其长约3寸余，宽约2寸余，印边有盘龙。“伪印上以有姓名为贵”（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 46、57页。），乡官之印属小印，故无姓名。太平天国给乡官统一配发黄色乡官帽，大小如范阳兜。有戴或不戴的，“惟西周市周容甫、张市陈瑞芳时戴之，以为荣幸。”（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 46、57页。）乡官帽是作为乡官区别于一般人民及其他太平天国官员的一种标记。
在乡官队伍中任职的，主要是“土人”。
光绪《吴江县续志》载，太平军“于完善之地，必以土人授伪职”（注：光绪《吴江县续志》，卷38，杂志一，第9页。）。 “完善之地”当指太平军完全占领控制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太平军才建立乡官制，以土人为乡官。在浙江绍兴，太平军除两司马至军帅等乡官外，“军帅以上，为监军，山阴一，会稽一，皆土著为之”（注：古越隐名氏著《越州纪略》，《太平天国》（六），第769页。）。 在江苏吴县各图、邑， 太平军“设立乡官，使土人为之，有军帅、师帅、旅帅、 卒长名目”（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吴县土人任军帅的有许玉庭、庄时龙、刘春涛，师帅、旅帅有钟智朗、蔡兰亭、赵铿堂、丁松泉、吴耀、单惠等，为数众多，“记不胜记”（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 33、42、46、57页。）。在常熟，“又有伪乡官者，皆胁从土人为之，索贡征粮者也……。或曰军帅能升至监军，若太仓之韩吉吉是，则土人渐入贼中矣。”（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韩吉吉是少见的军帅能升至监军的土人。土人即土著人、当地人。据《海虞贼乱志》与《避难纪略》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注：《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五），第370—371页。）“每取殷实之家，否则素为乡里作恶者，愈凶狡愈称意。”（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 、 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可见，“土人”包括“有声价者”、“书役及土豪”、“地保正身伙计”、“殷实之家”、“凶狡、作恶者”。“土人”是否包括土匪，目前难以定论，因为土匪的流动性较大，但太平军以土匪为乡官却是事实。1853年，建德县建立乡官制时，军、师、旅帅各职“悉令土匪充之”（注：参见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在苏州，太平军“选各乡土匪头目授以伪职，曰乡官，使管理一方民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79
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 任乡官的土人并非尽是太平天国的同路人，从对任军帅的许玉庭之死的分析可知。许任职前，曾劝民纳贡于太平军。故而受到重用；任职后，曾替太平军开红粉捐（红粉即火药），筹银万两以购火药。后“伪军帅许玉庭死，贼以赵雪堂为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 许是自杀、他杀？抑或老死、病死？史载不明。许生前同其儿女曾有一段对白：“汝以我为官乎？我所为者假官，非真官也。”（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57页。） 《虎窟纪略》之作者“蓼村遁客”出于地主阶级立场，曾为许作挽联以挽之。史载，“乡官中亦未可概指为从贼”（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 57页。）。这说明，任乡官的土人中如许玉庭之流，与太平天国阳为貌合，实则神离。任乡官的土人中，不乏为太平天国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以曾是茶房伙计身份的周富荣最为典型。周富荣一作周甫容，又作周容甫，“甫容”乃“富荣”之误，西周市人。据《清史稿》地理志，常熟当时析为常熟、昭文两县。周时为昭文县军帅（先任师帅，后取代王二先为军帅）。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归纳为：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乡兵队伍；率乡兵与清军水师八桨船作过战；为太平军多次征集粮食；1861年底，充当向导，带领太平军到达金家滩、北新闸等地，后在福山港落入清军之手并被杀害。地主文人视周为“伪乡官中最凶恶者”（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 70、62、40、33、42、46、57页。）。周富荣效忠太平天国，是乡官中的典型代表。
依上述可知：土人中并非尽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如茶房伙计），其组成复杂异常。太平天国乡官组成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乡官的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有损乡官在人民中的威信，不利于太平天国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与稳固。还说明，太平军在建立乡官制时，并不是在任何地区都能按《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政策条文执行，而是表现了相当的无原则性与不严肃性，忽视了政治上效忠太平天国的先决条件，将“贤迹”、“恶迹”混为一谈，违背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初衷。太平军过多地顾及到乡官的所谓“威信”问题。“有声价者”、“书役及土豪”、“地保”原本在封建政权中即担任过下级官吏，或是为封建政权服务的，或是与封建政权有瓜葛的，决不是穷苦的劳动者。“殷实之家”、“凶狡”、在“乡里作恶者”也绝非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他们是地主、土豪，或乡村中的流氓无产者即地痞、流氓、无赖辈，他们平常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土匪自不必说。这些人在当地的穷苦人民中固然有一定“威信”，百姓对其固然存有某种畏惧心理，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纵使可起作用于一时，但对太平天国的基层政权存在着极大的、潜在的破坏作用。乡官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良莠不分的现象，其基本素质参差不齐。这种现象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普遍存在，带有普遍性，并非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也并非后期才产生，而是从前期一直延续到后期的一个带有连续性的现象。
三
《天朝田亩制度》对乡官的职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概定。概言之，乡兵在乡官统帅下，战时为兵，杀敌捕贼；农时为民，耕田奉上。农作物收割时，伍长在两司马督促下，留足二十五家食用之粮、并可接新谷外，余则上交“两”中所设国库。农隙时，伍长率伍卒担当“两”中的陶冶木石等匠；礼拜日，则率男妇至礼拜堂听讲道理。两司马据定式负责“两”中的婚娶弥月喜事。师帅、旅帅兼任典钱谷、典出、典入。乡官有处理民间争讼之权：两司马先听其曲直，如不能平息，则逐级上诉。乡官履行着维持地方治安、管理农业生产、管理社会生活、担当“法官”的职能。
太平天国的乡官在具体履行职能时，或循《天朝田亩制度》而行之，或超出了上述界定。兹综括为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大基本职能。
政治上，太平天国的乡官都有保一方平安的守土之责，以确保该乡官辖区政治上的安定。稽查户口，颁发门牌、路凭，征取门牌捐，充当“法”官，维持地方治安等是乡官政治职能的充分体现。在常熟，乡官向各户颁发门牌。门牌挂于门首。门牌捐有多少之分，每张数百文乃至数千文，殷实之家则高达数十千文。浙江海宁乡官颁发的门牌，“每牌乙元四角”（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 ）， 第679、703、687页。）。1861年，太平军在海宁花溪设立乡官局，“ 花溪局遍分门牌，我图九十余张，每纸二元五角”。（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绍兴乡官 “稽户口、 立门牌，牌价有数十百金不等，贫民不逮，并责于富民。 ”（注：古越隐名氏著《越州纪略》，《太平天国》（六），第769 页。）门牌捐数虽无定制，各地不一，但殷实之家，富民的牌捐数大大高于一般贫民。乡官在征取门牌捐时，尚能视具体情况而定，量力而行。
凡遇民间争讼及其他案件时，乡官则充当“法”官，维持地方治安。乡官“执法”往往超越了《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甚至发展到滥用职权的地步。“民间词讼亦由乡官判断。”（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自师帅至两司马，悉设公堂刑具，……击断乡里。”（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09页。）海宁设有两个乡官局，“自后花溪通元二局理讼事办土匪，必每夜有审断事。”（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两局立班房于黑暗处，上下立栅，止容四人，常五六人入焉，大链系之，吓解屿城，必得清交而出，轻者推入马棚。”（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屿城是乡官黄八十嫉杀乡官归应山之处，故以“解屿城”来威胁班房中人。太平军将士若违犯条命，乡官有权举报。“但有横行抢劫之贼，乡官一禀遥达”，定“将此贼斩首悬示。”（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 275页。）“徐风笙案”即是乡官有维持地方秩序、保一方平安的守土之责，但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却变“味”走“调”，不该斩的，斩了；该斩的，却逍遥法外。史载：“枣市民某，卖鲜鱼为生，一日天明，携钱四千文往蠡墅贩鱼，路遇贼，悉探囊去，回至枣市，诉诸邱贼。卡内贼目问该处乡官为谁？盖王家桥旅帅徐凤笙也。唤至，限十四日拿获。凤笙缉访十余日，侦得之而未敢擒获，以其属贼目越天安名下散众也。邱贼将徐凤笙收禁。其妻哭诉师帅蔡兰亭，谓夫收禁，焉能缉盗，求释回。蔡言诸邱贼，贼欲有所质，蔡以其弟对，不许。益以卒长二人而后许之，仍限十四日。比至限，邱贼索米谷、油烛等物，计算须五百千文，徐亦不之办。一日来贼六人，向蔡拘徐。蔡寻得之，同往贼卡。邱贼谓蔡曰：徐凤笙到乎？蔡曰：到矣。邱贼曰：既到，不与你事，你喝茶去。蔡入茶坊，甫坐定，街上喧传杀乡官。蔡急走出，见贼已将徐凤笙首级缚竹竿上，徇于众曰：乡官勾通兄弟们抢劫民财，故杀之。蔡汗流浃背，惶迫至贼卡，则见其弟及卒长，又欲绑出斩首。蔡急哀求而后释放，乃挈以归。”（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 70、62、40、33、 42、46、57页。）徐凤笙作为太平天国的一个乡官， 终于惨死自家人之手，理由近乎荒唐：勾通太平军兄弟抢劫民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通过上述分析，该案事实明了：通篇看不出徐凤笙有“勾通”之嫌，他虽有错，但“罪”不至死。邱不去上级控告越天安属下抢劫民财，却滥杀无辜，更无理由要杀人质（终未杀成），真正的案犯却逍遥法外。该案涉及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关卡制、司法制，是一件典型的“一案三制”案例。它表明，乡官有处理民间争讼即民与民之间争讼的权力，却无权处理民与军（太平军）之间的争讼，但有权举报，仅此而已。各级乡官较之同级的太平军军官，其权力、地位大大低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甚至对前者有生杀予夺之权。1861年4月， 吴江芦墟枪匪董老标率枪船10艘至大地主柳兆薰（柳亚子之曾祖父）家横行勒索。邻里对枪匪善言相劝。柳则密遣人从后门出发，驾船到乡官局“奔诉”（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 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 、57页。）。几小时后，乡官“王帅挈长公两人，奉陈公令来押还”，陈公“严谕老标不得滋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 72、34、177、65、73、266、 70、62、40、33、42、46、57页。）， 大队枪船始回芦墟。这是枪匪对柳家骚扰最凶悍的一次。因柳已在乡官局领旗、领凭收租，故乡官要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经此劫难而后，柳对太平军的态度有所改观，用感激的口吻称“长毛”、“瘟毛”为“长公”。乡官有太平军为后盾，枪匪亦心存畏惧。
太平军占领常熟后，有“土人携家眷什物而避难者，恐途中被扰，向伪乡官取一伪凭，曰路凭。”（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 、46、57页。）路凭即通行证，根据各种已发现的资料可知，当时人民旅行、经商、避难等，均须到乡官局向乡官领取路凭。颁发路凭，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持凭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注：参见拙作《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初探》，《史学月刊》1997年增刊。）。
在经济上，尽管《天朝田亩制度》有力农者赏、惰农者罚，乡兵在乡官督率下农时为农、耕田奉上的政策条文，但作为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乡官，其经济职能主要不是体现在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上，乡官在乡村是一个基本脱离农、副业劳动的基层官吏群体。由于乡官熟知本乡、本土的田、地数及土地的肥瘠状况，故其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造田、地册、征粮、索贡方面，以确保太平军的粮秣后勤供应。太平军初至常熟时，“派定伪乡官，责令将各图田地造伪册而收粮。”（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太平军在浙江， 也令乡官造田册或献田册。可见，造田、地册其意在按亩征粮时有所凭据。1860年冬，太平天国乡官在常熟的征粮标准是：花田每亩六七百文，稻田每亩三至四斗，且“业户不得收租”（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 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1861年，花田每亩增至二千多文，稻田每亩增至一石多。在苏州吴县征粮时规定，“熟田每亩完米三斗，荒田每亩完米五升，其有业主徙避他方者，佃户代完，皆乡官造册办理。”（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57页。）乡官在造田、地册时，佃户报数，乡官填册。有些佃户往往以多报少，不法乡官则将少报的田、地册交给太平军，“又将佃户中之以多报少者，危词赚出，收取皆以入已。”（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 63、25、60、41、61、60—61、540、72、34、 177、 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太平军对征粮不清的乡官实行监禁，监禁之地称为“黑牢”（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 40、33、42、46、57页。）。除征粮外，乡官尚须协助太平军索贡。1860年6月， 太平军攻占苏州后，洞庭山兵勇纷纷作鸟兽散。当地居民“聚八图父老议，每图出洋二十元，往许玉庭处纳贡。自是木渎、光福、香山无不议贡矣。”（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 — 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贡银由乡官局乡官代收，也有直接向太平军献纳的。1861年，太平军在浙江，“五月贼匪勒贡渐横，通元黄八十从贼设局，向承办七图贡银共万余千，已民不堪命。海临全县核办三万两，至四月初七日，又勒加万五千……。”（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 从贡银的征收时间来看，后期太平军也索贡，说明索贡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为临时性措施，它并未因“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出台而在太平天国历史上销声匿迹，更未被取代；从索贡的数量来看，与前期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乡官在收取贡银时，有乘机中饱私囊者，如花溪、通元两乡官局之乡官，“所收钱文，与贼不过十之二三”（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
乡官是守土官，又是土著人，熟悉地形、路线，往往充当太平军的向导，履行其军事职能。 上文中， 昭文县军帅周富荣曾担任过向导。1858年，三河之役前，潜山县乡官军帅程福堂师帅储雁才等人明里投效清军兵营，暗里为太平军搜集情报，不幸事泄。更有庐江县乡官军帅陈文益将李续宾部导至三河，引入太平军的伏击圈，造成一举全歼之态势。各级乡官所属乡兵，本身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兵”，他们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杀敌捕贼，充分体现出亦兵亦农的性质。乡官通过所率乡兵，在军事上配合太平军作战，如周富荣曾率乡兵队伍与清军师八桨船作过战。
协助太平天国进行科举考试，这是乡官在文教方面的基本职能。“应伪考试之人，初犹令伪乡官胁从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 40、33、42、46、57页。）太平天国在吴县及苏州城区开考时，“里中有习士子业者，乡官临门捉考，辞不许。”（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里中亦有去应试者，皆乡官勒令进城，诱以有钱给与。”（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有不去应试的，如“蓼村遁客”先后两次拒不应试，第二次以金帛买通乡官才免试。在常熟地区，钱桂仁、侯裕田考试文、武生童前，曾遍贴告示广而告之，“发伪札饬各师旅帅，每师名下送考文者五名，考武者一名。”（注：《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五），第371页。） 《海虞贼乱志》之作者曾五次拒不应试。乡官在科考时，主要起宣传、动员作用，保证足额参加科考。
乡官的职能大致综括为上述四大类。由于乡官组成的复杂性，使得乡官在履行其职能时，有克尽职守者，有敷衍塞责者，还有伺机贪污中饱私囊者。内在的、外在的因素相结合，大大加剧了基层政权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太平天国吴县乡官军帅赵雪堂开捐，规定大、小户出钱不等，却有地主文人书对联一幅，联曰：“说什么天主教，妄称天父天兄，灭天理，绝天伦，好好青天白日，闹得天昏，看将来天讨天诛，天终有眼；这一般地方官，尽是地妖地棍，当地蛇、坐地虎，明明福地仙宫，变成地狱，征多少地丁地税，地也无皮。”（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此联就军帅赵雪堂开捐而作，有明显的针对性。“地方官”显然指乡官而言。该联把乡官诅咒成“地妖地棍”、“当地蛇”、“坐地虎”，对乡官极尽诬蔑之能事，体现了作者仇视乡官、敌视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更有甚者，乡官师帅许一亭被十几个男子于一天夜晚剖腹挖心，而被杀的原因据载是“傲慢虐民，民皆恶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57页。）。是否虐民，无从考证。但许一亭被害事件发生后，相继有赵雪堂、蔡兰亭分别辞去军帅、师帅职务。乡官辞职与这一事件有密切关系。太平天国允许乡官辞职，并不强人所难。有学者认为，乡官辞职，太平军则不高兴，不批准，显然，这种结论是不准确的。继之，常熟地区又爆发了大规模针对乡官的暴乱。史载：“至同治元年四月初，白茆塘东居民讹传上海官兵已进浏河、白茆二口，群焉四起，自太仓界沙头、浮桥、横泾、穿山、时思庵及昭文界横塘市、张市、老吴市、东周市等处，团成数万，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将各处伪乡官房屋烧毁，什物打坏。至四月初八日晚间，共聚老徐市。”（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 、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太平天国慷天燕钱桂仁率太平军数千分水、陆两路对暴动实施镇压。驻太仓的太平天国斐天安丁某之弟在横泾抓获暴徒数人，处以五牛分身、活开膛、火练缠身之刑。暴徒虽作鸟兽散，但反映了基层政权斗争的极端复杂性、残酷性。太平军则是站在保护乡官、巩固基层政权这一立足点上的。
四
乡官制是军、政合一的制度。乡官按太平军军事编制设立，即：每伍家设一伍长，五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通一军共一万二千五百家。前期，军帅以下为乡官；后期，总制、监军纳入乡官系列。各级乡官均低于同级的太平军正规军官，乡官印信属小印，印上无姓名也证明了这一点。各级乡官率所属乡兵，战时为兵，杀敌捕贼，充当向导，从军事上配合太平军作战。乡官按《天朝田亩制度》履行职能，又超越了《天朝田亩制度》；乡官制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
乡官制是太平天国革命区别于以往农民革命的一个极富特色之处。以往农民起义虽然吸收了广大贫苦劳动者参加，但也越来越多地任用地主分子及旧王朝的官吏，更未意识到要同封建地主阶级争夺农村基层政权这块阵地，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即是如此。而太平军每占一地，都迫不及待地设乡官、建立起乡官制度，有始有终， 常抓不懈。 到1857年，太平天国控制下的“领土不下七万平方英里，人口约2500万。”而到1861年，“他们的固定辖区，……面积在9万平方英里以上， 人口约4500万。”（注：［英］呤＠①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261页。）而在1861年至1862年间，太平天国治理下的人民则增至7千多万（注：［英］ 呤＠①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第247页。）。随着太平天国统治疆域的扩大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乡官制也迅速建立并推广开来。如呤＠①所言，“这些地区的政权也迅速地巩固了起来。”（注：［英］呤＠①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其中 ，自然包括实施乡官制度后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自1853年至1864年，乡官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存在11年之久，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与时间上的持久性。由于建立了乡官制，确立了对占领区广大乡村的统治，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封建的保甲制，打击了剥削阶级对乡村的长久统治，使太平天国拥有一块广大的、较稳定的后方基地。正是这一基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太平军的粮秣物资及其他所需。乡官管理地方，还为太平军节约了大量兵力。太平天国能立国13年之久，太平军能在各个战场上与对手抗衡，这与在广大乡村地区推行乡官制、发挥乡官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对乡官制的研究，使我们有重新认识《天朝田亩制度》的必要。《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于1853年冬，这是过去乃至目前史学界的一致看法。乡官制的建立是按《天朝田亩制度》的政策规定进行的，其时间顺序应为《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在前，乡官制建立在后。1853年9月23 日，曾天养组建了安徽东流县境的首批乡官政权，24日又派人至建德县组建了乡官政权（注：参见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2页。）。两地的乡官政权是否为太平天国的首批乡官政权，目前尚无法定论。但可以断定，《天朝田亩制度》在1853年 9月23日之前即已颁布，即颁布于1853年秋，较成说至少可提前一个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