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
二十卷，南宋晁公武撰。
作者概况晁公武(约１１０４—约１１８３），字子止，号昭德先生，澶州清丰(今山东巨野县)人，著名目录学家。二十余岁逢“靖康之乱”，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乐山)。南宋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登进士第，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井度“天资好书”，是南宋初四川的一位藏书家，临终前将藏书尽送晁公武，成为撰录《郡斋读书志》的主要依据。
成书过程晁公武历知合州、恭州、荣州，公务事少，遂以井度所赠，加之自己所藏，除其重复，共得书二万四千五百余卷，“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于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完成编录工作，并于“元日”作了书序。孝宗即位前夕，入为监察御史，后又出为利州路安抚使，擢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历扬州、潭州。乾道七年（１１７１），除临安府少尹，未几即罢，以吏部侍郎休致。晚年，居嘉州符文乡，又得闲暇，再对全志重加订补，手自编定，由杜鹏举刊刻，是为四卷本。刊行之后，晁公武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补正，增入了未著录或新成之书，补写了十五六则小序，多立了两个类目，调整了近五十部书的归类，改变了部分类目编次的窜乱，书名更注意名实相符，卷数往往取足本或后出版本更换残本和先出之本，作者也多所订正和明确认定。题要的撰写增补最富，包括书名释义，篇目、篇数及编次，成书原委，序跋或附录，体例、特点和内容介绍，辨伪与考订，前代书目的著录，版本情况，撰者的生平事迹。此外，有关学术源流、典章制度、史实考辨以及评论文字，也增补甚多。可惜，晁公武未能看到其结集刊行，最后由姚应绩刊刻成书，是为二十卷本。这两个蜀刻本都已亡佚。
版本系统理宗淳祐九年（１２４９）游钧在衢州(今属浙江省)重刊二十卷本，后称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四卷本，又刻了赵希弁续撰的《读书附志》一卷。次年，并刻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的《读书后志》二卷和《二本考异》。与《读书后志》相对，先前的四卷本被称作《前志》。《前志》、《附志》、《后志》合为七卷，后称袁本。自此，《郡斋读书志》在流传中形成衢本和袁本两个版本系统。该志是现存最早的、具有题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的各类重要著述。著录图书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见者，实为一千四百九十二部。(袁本著录一千四百七十部，除去重见，为一千四百五十九部。)其中，尤以唐、宋(北宋和南宋初)书籍为完备，可补两《唐志》和《宋史·艺文志》之缺。分类依当时通行之法，经、史、子、集四部之下设类，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八类、集部四类，共四十五类。(袁本《前志》分四十三类。)书首有总序，每部之前有大序称“总论”，二十五个类目前有小序。(袁本《前志》九个类目前有小序。)小序未标明，置该类第一部书的题要中。每类之内，各书大体依时代先后编次。史部立史评类，衢本集部立文说类，具有开创的意义。两个版本系统，历元、明两代，虽流传不坠，但未重刻过。清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陈师曾重刻袁本。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汪士钟重刻衢本。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王先谦以汪士钟重刻衢本为底本，校以陈师曾重刻袁本之抄本等，成一合校本。《四库全书》所收两江总督采进本，属袁本系统。民国年间，南宋淳佑袁州刊本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被发现，涵芬楼、四部丛刊三编、万有文库先后据以影印或缩印。１９９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郡斋读书志校证》，以汪士钟所刊衢本为底，合校以涵芬楼影印南宋淳佑袁州刊本，并作内容的疏证和考订，又附以赵希弁《读书附志》，是目前较完备的一个校点本。
学术价值《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