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谷温
盐谷温是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
盐谷温，号节山，出身于汉学世家，曾祖父曾经是医生，可是后来成为研究汉学的学者。盐谷温是盐谷家的第四代汉学研究者。他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汉文科和东京大学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学习，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留校在大学院工作，1905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讲师，1906年成为东大中国文学科副教授，同年秋天由文部省派遣赴德国留学，1910年从欧洲留学归来，按预订计划又前往中国留学，到中国长沙投入叶德辉门下学习元曲，1912年结束留学生活回到日本。1920年以《元曲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教授。他在中国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曲的研究上。
一、中国小说史研究
盐谷温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现代“三言”及话本研究史上他具有开山之功。但是最有代表意义的，无疑还是他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是他在1917年夏的讲稿基础上，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主要修正、增补了戏曲、小说的内容之后，于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完稿、1919年出版的。这部著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第六章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之一。
盐谷温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建构中国小说史的框架
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是正式出版而有较大影响的一部早期的中国小说史著作。他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别具一格。他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序言中说：“中国文学史是纵地讲述文学底发达变迁,中国文学概论是横地说明文字底性质种类的。”以文体分类横向勾勒中国文学的风貌,盐谷温的此书为开山之作。正如内田泉之助在孙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序言中所说的，盐谷温在撰写中国文学分体史、特别戏曲、小说史方面功不可没：“在当时的学界，叙述文学底发达变迁的文学史出版的虽不少，然说明文学底种类与特质的这种的述作还未曾得见，因此举世推称，尤其是其论到戏曲小说，多前人未到之境，筚路褴褛，负担着开拓之功不少。”这种“开拓之功”，首先表现在对于中国小说史框架的建构上。盐谷温将中国古代小说史分成四个阶段，也可以理解成将中国古代小说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节 神话传说
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
第三节唐代小说
第四节诨词小说
盐谷温将中国古代小说史分成四个阶段的基本框架，尽管通过鲁迅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的不断完善而日趋细密与丰富，但实际上，直至今天的不少文学史及小说史著作还是或显或隐地接受或反映着盐史四分法的大框架。
2、东西方学术观的兼容
盐谷温幼承家学，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长游西方，接受了近代科学的方法。他沐浴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初期东西方学术交融的思潮中，其《中国小说史略》也渗透着这种新的时代的精神。
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序言中说：“中国是文学底古国。有四千年的历史，跨
四百余州底土地，人口之多实号称四万万。泰华巍巍耸千秋，江河洋洋流万古，天地的正气钟于此。三代底文化夙开，汉唐之世，尊崇儒道，奖励文教，济济多士，翱翔翰苑，吟咏风月，发挥诗赋文章底英华。及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对于国民文学产生了不朽的杰作，实际作家之数，篇什之量，在年代底久远和种类底丰富这点上，世界底文学不见其比。”其字里行间，对中国文学、东文文明充满着真诚的敬意。这正是他编写《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和一生做学问的出发点。然而，他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并没有完全依据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和治学的方法，而是折衷了当时东西方不同的小说史观和方法论进行工作。
3、《中国小说史略》的特点
特点之一，注意与西方及日本小说相比较。盐谷温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又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当他专注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时，就很自然地常常进行相互比较。这种比较有平行的研究，也有影响的研究。在平行研究中，他比较重视东西方文学的共同性。这种东西方文学艺术的相通性，是基于人同此心，艺同此理.盐谷温注重于这种相通性，丝毫没有一种自囿门户、厚此薄彼的态度，也正可以看到他的研究心态是比较平衡的，还没有污染到欧洲中心论的阴影。
盐谷温在研究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的关系时，则一般用影响比较的思路。他都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小说对于日本小说发展的重大影响。这在当时还是具有先行的意义。更何况这些比较研究并不是偶尔提及，而几乎是贯串始终的，是自觉地进行的。这对于人们理解小说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和贡献，无疑是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点之二，注意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这是盐史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它在介绍、分析了小说基本情况之后，往往有一段文字提及该小说与后世文学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后世文学用典的渊薮，另一个则是作为后来改编之作的源头。
特点之三，注意在小说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国民性。小说本来就是一种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事实上不可能仅用所谓“纯艺术”的眼光来加以研究的;盐谷温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更自然地注意从中国的小说中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一批人情小说，更为直接地面向生活。例如，在肯定《金瓶梅》这部所谓“古今第一淫书”时，就是因为它描写“市井小人底状态非常逼真，曲尽人情底微细机巧”，是“为极其写实的小说，所以在认识社会底半面上，实是一种倔强的史料”。以《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比，虽然两书大异其趣，但《红楼梦》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堕落。他说：“中国是文明之旧邦，文化烂熟之地，人情风俗，充分发达;发展之极，则流为享乐的，遂终于颓废。例如中国饮食底浓厚一样，只因为中国人底性情是极其复杂的缘故，以喜欢淡泊的刺激与燃烧的日本民族底单纯的性情，到底不是其敌手。实际与中国人初见面的寒暄话，其辞令之巧，真只有惊服而已。在中国文学里，见到其虚饰之多，也很可以知道其复杂的国民性。”这段借题发挥，较典型地看出他是如何从中国小说中研究中国的社会和人情的。
二、中国戏曲研究
留学回国后的盐谷温对元明戏曲很有兴趣，并对这方面开始进行研究。在“大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讲课，也马上选择了《元曲选》。当时他不只是在课堂上讲授元曲，还动员研究生作《元人杂剧百种曲》的译注。后来，在内阁文库又发现了明版的“三言二拍”，他就开始着手研究和翻译。他的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结集成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小说为内容的中国文学史。这本书中的讲诗文的部分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对戏曲小说的解说。从这种破格的写法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时候致力于新的领域的意向。
盐谷温在大学授课的时期，是日本在维新以后各方面都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时期。即使在文学领域，也是倾向于西化的时代。“文学”首先是指小说、戏曲，所谓“文学研究”首先就是小说、戏曲的研究，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般的看法。如果把这个看法用于中国文学研究，那么中国文学中优秀的小说、戏曲就理所当然成为研究对象，这种认识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当时的日本汉学界中，关心日本国内现代的文学运动，做翻译、写评论、也搞些创作的文学青年很多，对于戏曲小说这个中国文学中尚未开拓的领域持有兴趣的人也不止一两个。
在日本的大学中，盐谷温并不是讲授“元曲”的第一个人。在京都大学，狩野直喜早已经在讲授元曲了。盐谷出国留学前，曾从狩野直喜那儿得到过如何研究元曲的建议。狩野直喜作为京都文科大学(京都大学前身)的创始者之一，担当支那哲学史教授。两年后，学校开设了文学科，他兼任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的教授，东京帝国大学的后辈、学生中，敬仰他的人很多
虽然有像狩野直喜这样的先辈，可是在东京，属于旧派的汉学家还很有势力。1912年改革学制，把汉学科分为文、史、哲三个学科，中国文学科由年轻的盐谷温担纲。任职以后的盐谷温不久就专注于戏曲小说的研究，这对当时以唐宋八大家等为中国文学研究主流的日本汉学界来说，具有一定的反叛意味。
对盐谷温的戏曲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研究著。盐谷温自己也承认王著是自己研究的基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最先提出：《窦娥冤》、《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这样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与世界(欧洲)文学对比的看法给予了盐谷温相当的影响。
盐谷温在读《元曲选》的同时，又动员了研究生们翻译《元人杂剧百种曲》。方式是：注释单词的“语释”加上“汉文训读”的翻译。学生们还加上用普通的日本语写的解说性的翻译“通释”。“语释”、“训读”、“通释”三种解说并用的方式是一般的汉文解说书都采用的方式，当时日本中学生自学汉文时读的参考书也都用这个方式来作译注的。
1932年经过先后十几个弟子的努力，这百种曲的翻译正式脱稿。然而这原稿的结局是没有被出版，仅有“楚昭公”、“汉宫秋”、“杀狗劝夫”三种曾在1932年, 1933年以盐谷温的名义出版。原稿的注释完成后，盐谷温曾做过通篇的修改，他订正的方式，也就是明治时代作家幸田露伴(1867一1947)开始介绍元曲时(1894)使用的“汉文训读”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