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摄影
超现实主义艺术源于法国作家勃勒东(Andre Breton)发表于1924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他在这篇宣言中写道：“超现实主义是人类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人们可以用无论是口头、书面还是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这一真实过程——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又没有任何美学和道德的成见时的思想之自由活动。”由此可见，这一艺术流派的哲学基础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他们看来，人的最真实的感觉只能在潜意识和梦幻当中。因此，人类的下意识活动、突发灵感、心理变态和梦幻世界，才是一切艺术驰骋的广阔天地。
曼·雷(1890-1976，美国)是一位曾参与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派艺术活动的不知疲倦的摄影技术试验家和摄影艺术家。他曾尝试不用照相机，而是将某些物体直接置于光源和感光材料之间，通过轮廓、阴影的透射制作成照片。后人将这种不用底片的“照片”称为“曼·雷式照片”或“物影照片”。他还曾利用暗房加工、多次曝光等特技将一些互不关联的影像或变形、或省略，反逻辑、超常态地错乱组合在一起，创造一种现实与梦幻、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奇特，荒诞而又神秘的，“艺术境界”。画面充满着某种象征性和暗示性，使作品内涵闪烁而不确定。
美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家菲利普·霍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曾为他的好友，西班牙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拍摄并出版了一本超现实主义摄影集《达利之须》，表现出他的非凡的想象力。其中一幅题为《达利·阿托米卡斯》的照片，其构思受到现代物理学原子理论的启示，“把所有的东西都据实作为半悬空状态来描绘”，画面中的一切，包括达利、猫、水、画板与椅子都像在失重环境里那样飘浮于空中。由此可见，超现实主义摄影是利用摄影艺术的造型特性，将摄影当作画笔来表现作者的某种理念。
超现实主义摄影还有另一种存在形态，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创作的某些作品就是这样的超现实主义摄影代表。这些作品的画面虽然是“纪实”的，但只是用来物化摄影家头脑中瞬间意识运动的艺术符号。其创作趋向于“心理自由化”和纯直觉表现，通过自由联想，自由地、随意地、松散地、不受逻辑支配地进行创作，但又并非完全都是“想象的漫无边际，感情的无端跳跃，怪诞形象的杂乱堆积”。用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时时刻刻地观察事物，就像跳舞一样，在有意识和下意识之间摆动，突然地发现并抓取那些刹那间的、自然出现的、直观感觉的景物”，“与其说我是个摄影家，不如说我是个蚀刻家或水彩画家……我是一束等待着时机的神经，在景物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之中。突然拍摄，这是一种自然的快乐，是活动、时间与空间在某一时刻的集结”。
超现实主义摄影的造型手段多种多样。如比尔·布兰特(Bill Brandt)的变形、赫伯特.巴耶(Herbert Bayer)的“摄影光塑”和曼.雷的多次曝光等，都各有千秋。
关于超现实主义摄影
1999年9月12日，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影展“超现实主义----丹尼尔·菲利帕切摄影收藏展”。这个展览包括了曼·瑞(Man Ray)、皮埃尔·莫林尼尔(Pierre Molinier)、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多拉·玛尔(Dora Maar)等人的稀世之作，记“超现实主义迷”们大饱眼福。
超现实主义摄影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受超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和超现实主义绘画影响颇深。超现实主义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历史，尤其在国内，超现实主义摄影还没有产生便已经死亡，即使可以出现，也不过是“仿超现实主义摄影”或“ 伪超现实主义摄影”，尽管如此，作为摄影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是有必要去了解它的。
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是很难用文字来诠释的，因为这类作品不是现实经验的记录，要用我们大家的共同经验去对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作一番评论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我们也只能从它的句法及主张中去对超现实主义摄影作一可能是牵强附会的理解。
超现实主义摄影既然不以记录现实为己任，那么其作品中的实物自然也不能是它们原本在客观世界中的原意，每一物体都是作为一种视觉图像符号而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家用这些符号作词汇来造“影像句子”，而且这种“影像句子”很难能翻译成“语言句子”，这种句子中也往往会蕴含一种情绪、一缕诗情、一些感性和些许的政治意味，这些隐含的意味也正是超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
超现实主义源于达达主义其箴识：改变世界、消除战争和疾病，让自由、原始的爱以及内心的自发萌动和梦境来诠释永恒，事实上，超现实主义早在1966年伴随安德尔·布雷登的逝世而消逝，之后“超现实主义”一再被滥用和误用，被冠以“新超现实主义”和“新立体主义”之名，实在有些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