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年
散文年
散文年，文学界将1961年成为散文年。60年代初期，正是在散文创作开始逐步回归自身艺术规律之时，《人民日报》从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 开辟“笔谈散文”专栏，先后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李健吾的《竹简精神--一封公开信》、吴伯箫的《多写些散文》、师陀的《散文忌“散”》、凤子的《也谈散文》、柯灵的《散文——文学的轻骑队》、蹇先艾的《崭新的散文》、秦牧的《园林·扇画·散文》、许钦文的《两篇散文，两种心境》、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菡子的《诗意和风格》、黄秋耘的《向“永州八记”取点经》等二十篇文章。此外，冰心、郭预衡、徐迟等人也在《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论述散文的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代散文继 1956 年之后出现了第二次全面发展的短暂时期，以意境隽永、文体优美为特征“诗化”抒情散文大量涌现，如杨朔的《雪浪花》、 《茶花赋》、 《荔枝蜜》，刘白羽的《灯火》、《日出》、《长江三日》， 秦牧的《土地》， 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 冰心的《一只木屐》， 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袁鹰的《青山翠竹》，魏钢焰的《船夫曲》，季羡林的《马缨花》，杨石的《爱竹》等篇章，都曾在读者中广为传诵，脍炙人口，1961年因此被称为“散文年”。另外，在邓拓的 “燕山夜话” 杂文专栏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记” 专栏的影响下， 一时间杂文又成为报纸文艺副刊的“旗帜”，全国许多报刊纷纷重新开设杂文专栏，开始大量刊载杂文，共同推动建国后杂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1957年的 “反右” 运动，抑制了散文创作的活力；继之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则以浮夸的社会风气直接影响散文创作，助长了“假、大、空”之风的流行，导致散文作品远离生活真实。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散文作品满纸豪言壮语，光芒万丈，却始终掩盖不了其中苍白肤浅、浮夸空洞的实质，因而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创作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引起人们的警惕。1959年2月18日至27日,中国作协召开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中，肯定了一年来的创作成就，同时批评了创作上题材狭隘，因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而造成的浮夸、空想以及片面理解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的错误倾向。老舍在《规律与干劲》的发言中，指出“文艺创作自有它本身的规律，不能专凭擦拳磨掌就写出作品来”，主张“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规律与干劲平衡，在体裁上力求百花齐放”。与此同时，《文艺报》从1959年第14期开辟了“让散文这枝花开得更绚丽”的专栏，先后发表了冰心的《关于散文》、秦牧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柯蓝的《我谈〈早霞短笛〉》等文章。秦牧认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散文，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还是不多。我们有理由来关心，来呼吁：让这枝花开得更加绚丽些。”他具体指出：“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跃进”，相反却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反右派”、“反右倾”一系列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文化科学界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 中共中央于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写信给《人民日报》，要“副刊有责任鼓励增强克服困难信心、发扬乐观向上的精神，帮助人们有丰富、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 “可以约写一些读书笔记的稿件， 提倡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书，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增加知识，提高文化素养”。 在胡乔木的指示下， 从1960年冬天开始，《人民日报》陆续开辟了一批有关读书的栏目：1960年10月13日至1961年3月3日，阿英开设了“读书札记”专栏； 1961年1月23日，“读书随笔”专栏正式开场，作者有邓拓、廖沫沙、江曾培、臧克家等，直到1962年12月15日为止；1961年3月30日起,唐弢以“晦庵”的笔名开设“书话”专栏； 1961年7月17日至1962年4月24日， 路工开设了“访书见闻录”专栏；1961年8月21日至1962年8月28日，“诗文小语”专栏开张，作者包括陈友琴、 夏静岩、 路工、陈贻焮、臧克家、碎石等；1961年10月9日至11月22日,阿英开设了“辛亥革命文谈”专栏。以上这几个有关说书谈文的专栏，在精神生活单调的年代，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精神食粮，也给单一乏味的文坛奉献了几缕清新的书香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