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这个术语及其定义是在1932至1934年苏联文艺界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过程中，由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经斯大林同意后确定下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30年代确立的，但它的基本特点则是在理论上确立之前，就已经在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形成。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用高尔基的话说,它的出现是因为“已经有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创造的事实”（高尔基在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讲话）。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自从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开始了。英国宪章派诗歌、德国无产阶级诗歌及法国巴黎公社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即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是从高尔基的《母亲》和《敌人》的创作开始的。19世纪无产阶级诗歌，包括鲍狄埃等的巴黎公社文学,只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它能够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要获得胜利的历史规律性,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始。那些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由于工人运动本身尚不成熟，他们还不能描绘出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主义图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致的千百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之后。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阶段相联系的。只有到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才具有这种革命的形势和特点。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正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高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明确展示出这一革命的未来前景，通过对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运行着的革命洪流，并为工人群众树立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在这里，高尔基运用与过去艺术家不同的方法解决了新时代给艺术提出的新课题。《母亲》的产生标志着世界艺术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尔基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艺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尽管在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文艺界出现过许多具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学流派和团体,但至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同思想艺术倾向的重要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与《好！》、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继承并发展了高尔基在《母亲》创作中的基本原则。它们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力求对现实事件作出历史的全面的描写，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满腔的热忱，而且这些特点已成了苏联文学中的主导倾向。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铁流》中译本封面从20年代后半期起，许多苏联作家、理论家开始注意创作实践中这些日趋成熟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许多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倾向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英雄的现实主义”等。其中“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理论家竭力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这是把哲学上的概念直接搬用于艺术创作。
1932至1934年苏联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的最积极的成果之一，是促进了文艺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遗产的重视。讨论过程中许多人开始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且用俄文第一次发表了恩格斯致明·考茨基等的几封重要文艺书信，从而初步地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恩格斯早在1859年就已为未来的艺术勾勒过一幅蓝图：“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里，恩格斯既预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前景，也指出了这种文学所应具有的特点：深刻的思想性和预见未来的本领，并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等人的文艺书信中又对现实主义和倾向性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阐释。他认为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说，艺术反映现实，不是孤立地、简单地摹写和重复现实，而是要从历史发展中来描写，要表现时代发展的主导倾向；并且明确指出，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斗争锻炼的工人阶级“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列宁在论及文艺时，也首先强调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现实主义和倾向性(党性)问题。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对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作了极高的评价，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必定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恩格斯关于倾向性的理论。恩格斯在1885年曾认为，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只要对现实关系作真实的描写，能动摇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引起对现存制度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作者即使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到20世纪初，人民群众已进入自觉革命的阶段。这个时期,读者的“圈子”改变了,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武装革命群众已成了客观现实的要求，因此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1905年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要求作家公开地、自觉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来。在初步学习和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苏联文艺界得以从理论上对新的艺术方法作出概括，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还借助于世界文学，特别是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成就。俄国文学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要求解放的思想，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进步的美学观，俄国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精湛的艺术技巧……这些优良传统都为新的社会主义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却完成了前人甚至同时代人（首先是由于客观条件）所不能完成或不能达到的东西,他以新的艺术手段,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新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斗争。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真正的革新者。早在20世纪之初，他就提出了旧现实主义的局限性问题。他在给契诃夫的一封信里明确指出，旧现实主义这种形式“已经落后于自己的时代了”；“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人们希望有“不是酷似生活，而是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为了寻求新的表现方法,高尔基首先注意革命浪漫主义问题,继之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主张，最后在1932年采纳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马雅科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封面按照高尔基以及卢纳察尔斯基、法捷耶夫等人的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对现实主义艺术进行改造的结果，是现实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或者说，是“以社会主义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形象思维”(高尔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思想原则是:
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思想指南,认定“生活是连续不断的运动、变化”（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卢纳察尔斯基)。因此，从革命的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特点。
②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党性就是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高尔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时代、国家和阶级的事业”，作家必须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作。同时,党性并不是一种附加物,不是从外面贴到作品上去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性是溶化在思想体系中的美学因素。法捷耶夫特别指出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事业应当成为作家本人的事业……只有这样才会使社会主义的艺术创作具有深度的真诚和丰富的感情。”但是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不应当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作品应当不是作为某种外来的东西，而是体现在形象里的作品的本质”。只有“当思想在作品中得到具体的、感情的体现，当智能和意志、善与恶、爱与憎、勇敢与怯懦、正直与伪善体现在活生生的、生气勃勃的形象里，当内容找到了相应的、鲜明的形象时，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完全合乎要求的、令人信服的东西”。
③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高尔基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可能并有权肯定，它的批判是针对过去、反对过去的残余。而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形象描绘事实、人物及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来确立社会主义”。法捷耶夫也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表现并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具有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高瞻远瞩”：“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它提升到现实以上。”（高尔基）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进行了些修改。在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1954)上，作家西蒙诺夫要求把“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句从定义里删去。他认为，这句话在实践中，使得一部分作家、批评家借口要从发展的趋向去描写现实而力图“改善”现实本身。例如潘菲罗夫、巴巴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磨刀石农庄》的后一部、《金星英雄》等），就有这种“改善”现实、粉饰现实的倾向。50至60年代，苏联文艺界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又展开过一场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一部分人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另一部分人则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成了“公式”、“教条”、“僵死的规则”等，并把问题同斯大林“个人崇拜”联系起来，要求重新审议这一原则。从这个时期起，苏联文艺界出现了创作方法多元论局面。有的提倡批判现实主义，有的赞成自然主义，也有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增加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太狭小，概括不了全部苏联作家的创作实质。
苏联文艺界出现的新情况，引起了苏共领导的注意。1959年苏联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给这次大会的祝词中，重新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意义：“生活无可辩驳地令人信服地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和富有成效的，它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揭示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向共产主义迈进。”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公布了修改后的作协章程（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章程一直未予公布）。章程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苏联文学的久经考验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文艺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见已渐趋一致：一方面反对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教条主义的狭隘理解”，要求正确地阐释它的含义；另方面也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立场的‘探索’”，批判那种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提倡创作方法多元化的倾向。经过长期的反复的争论后，一种新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解释）逐渐形成，这就是文艺理论家德·马尔科夫提出的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的观点。他指出，过去（30至50年代）苏联文艺理论界对现实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种庸俗化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即把它当作假设的总和、标准和法则的法典。后来这种观点逐渐被摈弃。许多作家、理论家都指出了这种解释的狭隘性质，认为应该赋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更大的思想容量，更广阔的美学天地,但又产生了另一个极端,即有人企图“取消社会主义艺术的思想基础”。“开放体系”理论就是在否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种极端的观点后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只局限于一种表现生活的形式，即以生活本身的形式表现生活，而应当以“广泛的真实性”为准则，除了以生活本身的形式表现生活外，还应容许以浪漫主义的形式，假设幻想的形式，甚至怪诞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可以从古典艺术遗产里吸收养料，也可以从现代一切艺术流派中得到有用的东西。当然，这要经过改造，使之能“与新体系的要求相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是“开放的美学体系”，“它对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来说是没有止境的，题材的选择是没有限制的”。不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性”也不是无边的，它的边界就是“广泛真实性的标准”。马尔科夫的“开放体系”理论，现在已为苏联多数作家、批评家所接受。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是在苏联确立的，后来得到其他国家许多作家的赞成和拥护，已成了国际的文学现象。巴比塞、阿拉贡、贝希尔、安娜·西格斯、布莱希特、布雷德尔、伏契克、尼克索以及聂鲁达等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