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炳文
永远的丰碑
孙炳文:无产阶级战士
这是1918年2月，朱德(左)和孙炳文在四川泸州。
孙炳文（（1885-1927）），四川南溪人，1885年生。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不久，孙炳文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孙炳文受到袁世凯的追捕，回到四川老家。1917年，经人介绍，孙炳文结识了时为滇军将领的朱德，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922年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孙炳文于同年秋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撰文纪念，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清光绪11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的城郊魏家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孙炳文排行第九。父步蟾，务农为业，家贫寒，生计艰难，常求助于亲友。他有个富绅之家的姐夫为富不仁，偶有求助，辄遭拒斥。孙炳文屡受其辱，因而对之深恶痛绝，并由此对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萌发出不满情绪。
1893年，孙炳文八岁，经亲友资助，到县城塾师欧阳拔、曹叔裴处启蒙读私塾。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在一根油灯芯下读书、写字到深夜。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老师的得意门徒。
不久，父亲去世，家人分居，孙炳文由迁入县城经商的八哥资助，去叙府（即今宜宾）崇报寺读预备班，后考入叙府中学读书。这里位于长江上游金、岷两江的汇合口，交通方便，文化也较发达，是川南重镇之一。孙炳文到这里读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加上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例，使他对课本上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虚伪的说教产生怀疑，经常在作文中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国文教员对此视为大逆不道，一次次批着长篇训辞，几乎勒令孙炳文退学。此时，孙炳文风华正茂，不仅无所畏惧，反而更加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
1908年（清光绪34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他谦虚谨慎，和蔼对人，刻苦攻读，学而不厌，寒暑假也不回乡。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之冠，各科试卷，常被作为范本，摆在学校阅览室，供同学们学习参考，受到老师赞扬和同学们尊敬。
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近高潮，加速了孙炳文的觉醒。他对学校选修伦理课，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十分反感。一次，老师上伦理课，讲到“黄金万镒”时，孙炳文忍不住向老师发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窘得老师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硬说这一行动触犯了学校校规，记了他一大过。年终考试时，孙炳文又在作文试卷中抨击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竟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孙炳文含愤离开了京师大学堂，去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暂读。
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严复，听取了学生们关于孙炳文和福建一个姓林的学生，因在试卷上抨击学校当局而被开除的情况反映，亲自调阅了两人试卷，认为他们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赞扬，应该收回学校，恢复学籍。因此孙炳文得以重回北大读书，直至毕业。
回到北大后，身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压迫，充满革命热情与奋斗精神的孙炳文，非常欣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十分赞成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任文事部长。他致力于国民革命，经常出席同盟会的各种会议，亲自撰写宣言、文件和来往函电，积极为同盟会开展活动。
不久，南北议和，革命失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炳文被推任《民国日报》总编辑。他的文章犀利深刻，富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民国日报》每天出版两大张，除设有新闻、社论、通讯、论文等栏目外，还专辟“妇女版”半页，宣传妇女解放，鼓励妇女向封建主义作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
孙炳文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在对敌斗争中，却勇往直前，毫不妥协。袁世凯篡国夺权后，北京反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一些拥袁的“进步党”朋比为奸，助纣为虐，到处造谣、诬蔑、诡辩，甚至公开维护反动统治。孙炳文对此非常气愤，经常撰文在报上痛斥他们篡国复辟的罪行，同“进步党”报纸展开激烈的论战。一次，孙炳文跑到该社说理，相互唇枪舌战，斗争十分激烈，激愤中把一架穿衣镜打得粉碎，回来时，双手鲜血直流。
1913年，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婚。他们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工作出色。但由于铁血团事败，北京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形势愈变险恶，他们的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因而不得已离京返川。
男儿报国耳 莫取孤筝弹
孙炳文回到家乡南溪后，抱着读书救国、教育兴邦的思想，积极从事教育工作。他看到家乡一些穷苦群众，因无钱读书，智力不高，见识不广，常遭土劣和污吏的欺诈。便在县城北门外周家院子创办了一所贫民夜课学校，聚集一批失学的穷苦大众，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读书。他亲自主编教材，内容通俗易懂。还约集县里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义务上课，借以传播革命思想，提高民智，改革社会。夜校开办不久，遭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非难、捣扰，于次年被迫停办。孙炳文也应邀先后去成都省垣叙属联中、遂宁师范学校等处任教。由于当时的学校多为封建势力所把持，与军阀互相勾结，限制学生言论自由。加上官吏舞弊，校政合污，教师经常领不到薪金，时有断炊之苦。孙炳文在现实中逐渐认识到“教育兴邦”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不通。
革命不成功，志士苦彷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炳文面对疮痍满目的社会现实，屡思变革，苦于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壮志未酬，愤慨万分，乃挥笔疾书长诗《行路难》以抒其志，其中有：
“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叱云将，控飘风，俟我与堂，又不可匆遽。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袅作烟丝何处”。“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筝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
全诗以直冲云霄的气势，倾泻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决心，在彷徨与追索中，迸发出震空的呐喊。
不久，孙炳文经友人李贞白介绍与朱德结识。他们开诚相见，话语投机，运筹帷幄，相得益彰，深感相见太晚，竟成莫逆之交。
1916年冬，南溪县立高等小学举行追悼会，悼念蔡锷将军。朱德、孙炳文相邀出席，并先后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充满革命激情的讲演，鼓励大家学习蔡鳄将军的革命牺牲精神，共同为铲除国贼、整肃腐政作贡献。演讲中，他们的很多政见不谋而合，用词也很动听，富有号召力，听众无不交口赞誉。
1918年，孙炳文毅然投笔从戎，应邀到靖国军朱德旅部任参谋，帮助朱德协理军政事务。他积极向朱德推荐学识渊博的朱长清、欧阳历清等充实幕府，还动员亲族子弟习武从军，加强部队实力。在护国讨袁战争取得决定胜利后，朱德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孙炳文改任军法处长，对建军建政，兴利除弊，十分重视。他们恩威并用，严惩首恶，令出法随，铁面无私，深得群众拥戴。不久，川军排滇。军阀割据，战祸连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使孙炳文深深地感到依靠军阀振兴国政也不是道。心情惆怅，思绪万千，乃又辞去滇军职务，到成都任四川省造币厂厂长。数月后，川滇军阀战争加剧。为筹充军费，川军吕超下令全部提取造币厂存款，“如不执行，即行枪决“。孙炳文认为“军阀混战，徒苦小民”。主张废除苛税，保护百姓。乃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及时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军阀罪行；一面竭力抵制提款。最后只交半数存款，其余全部封藏。自己则两袖清风，分文不苟，弃职回乡。这时，正好塾师曹叔裴为父曹永安先生作八十寿庆。孙炳文受众委托，为作寿序。他借序抒怀，欣然握笔，不愈小时，一挥而就。
文中写道：“呜呼！清之亡十稔矣，中国之乱而不治，较清时犹甚，浅识者虽谓共和之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失其根本而病其枝叶，乌足称知言也哉。……又二十年，想中国已跻于大治”等语。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渴望革命成功的信念坚定如钢。
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列主义，五四运动，展示了革命曙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孙炳文万分兴奋，情绪激昂，急忙奔赴泸州，与朱德一起组成学习小组，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相互探讨真理，思想境界逐渐开阔。认识到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自己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了多年，旧中国仍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如此环境，有志难酬，不可留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造旧社会，中国才有出路。于是孙炳文劝朱德丢掉军阀摊子，到国外考察。
与朱德一同出国 经周恩来介绍入党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孙炳文与朱德决定先找共产党，再出国考察。1921年，孙炳文携眷去北京，任北京《民报》主笔，同时作出国准备。第二次排滇运动中，朱德也摆脱了军阀的羁绊，于1922年7月到达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他们在北京寻找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未遇。后来听说陈独秀在上海，他们又赶赴上海。到了上海，他们一起访问了因陈炯明反革命政变而来上海邀集志士仁人，重建共和政权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对他们二人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他们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元军费。他们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也表示赞同。接着孙炳文即回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和安置家属。朱德留上海继续寻找陈独秀。不久，朱德找到了陈独秀，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革命愿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陈独秀冷言拒绝。于是当孙炳文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他们便联袂离开了祖国。
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一道，乘法国邮轮从上海启程，远航西欧。同船的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余人。
人间不平事，何止一神州。敲骨吸髓的阶级剥削、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等等，沿途所见，比比皆是。船经越南海防，他们见到失散后沦落异国的滇军同胞，过着苦难的流亡生活，新加坡的海港上，一批批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的华工，为了养家糊口，正在紧张地装卸着笨重的货物；过了印度洋后的港口码头上，无处不有挥着皮鞭的白人，像驱赶牲口一样赶着一群群的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去干白人不干的粗笨重活。特别令人发指的是，船到法属吉普提斯时，法国船长公然蔑视中华民族的尊严，悍然下令不许中国人上岸。这一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当即遭到同船的中国人坚决反对。船长理屈词穷，在公理面前，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好允许中国人上岸。
10月，船到法国马赛。朱德和孙炳文没有在这里停留，立即转乘火车到巴黎。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个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首都，尽管表面上富丽繁华，但仍掩盖不了四肢残废的伤兵和寡妇孤儿沿街乞讨的凄凉。特别是贫民窟那个人间地狱，更把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与“自由”展现得一清二楚，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到法国后，他们了解到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建立中共旅欧总支部柏林支部。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兴奋。他们远涉重洋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愿望总算有了着落。于是他们立即乘车赶赴柏林去会晤周恩来。但他们也有担心：周恩来会不会接待他们两位“不速之客”？会不会对他们二人因有过旧军队中的履历而疑虑丛生呢？后来，他们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受到周恩来热情、亲切的接待。周恩来还谦虚地向他们请教，顿时一切疑虑都消失了。他们披肝沥胆，直抒已见，向周恩来详述了各自过去的经历，并说明他们怎样摆脱军阀的羁绊，到北京、上海找共产党，怎样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怎样会见陈独秀和被他拒绝，怎样为了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欧洲，表示渴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组织的考验。周恩来习惯地侧着头，细心倾听，反复思考，深为他们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和地位，不远万里，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所感动，欣然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入党，帮助办理入党申请手续。并表示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命有了新的起点。他和朱德之间的革命友谊，已深深地扎根在无产阶级革命宏伟事业之中。
当时，中国旅欧柏林支部不到十个党员，主要任务是“宣传主义，吸收同志”。他们每周有三次学习和讨论会，主要学习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等。为了攻克德语关，孙炳文选择了德文译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既当政治教科书读，又作德文译本学习。由于他废寝忘食，刻苦攻读，当时他虽已年过37岁，还是很快就闯过了德语语言关。
1923年，孙炳文到德国哥廷根一所大学旁听哲学，并自学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通讯集》，《唯物史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平时还经常阅读旅欧支部、德共以及共产国际所办的各种报刊。特别是周恩来在《赤光》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情，严肃地批评了国家主义派的恶毒攻击和改良派的错误思想；指出了振兴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使孙炳文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示，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他从根本上摆脱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孙炳文学习刻苦，并且边学习，边思考，逐段逐句咀嚼。他读过的一本《比较心理学手册》（德文版），全书字里行间，到处都有他用蝇头小字写的汉语注释，标有阅读时间和进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25年他在该书卷首写道：“世人有星期，汝独无！”读完该书后又在卷末自省：“炳文！汝不更懋勉而强食人间菽粟，何以对良知？何以谢社会？何以告后世？”这种紧迫的时间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为革命积累知识而苦学苦钻的高尚情操，感人肺腑。
孙炳文不仅学习认真，还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战后的德国，为了克服经济萧条，避免经济危机，把战争赔款负担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造成不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德国的社会现实，使孙炳文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1923年，德警非法扣押我侨商货物，击毙我无辜侨商。我留德学生群起反对，义愤填膺。孙炳文按捺不住胸中怒火，联合留德同人，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斗争。他们一面通电国内，唤起公众舆论；一面向德国当局交涉，抗议德警杀人罪行。还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外交后援会”，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驻德公使向德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一切损失。由于我驻德公使软弱无力，这场斗争未得结果。
1923年秋，孙炳文以“探亲”名义假道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他看到了向往已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看到了成为国家主人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伟大导师列宁领导下，正以坚强毅力和聪明的才智，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而忘我劳动。他很赞赏“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他为苏联共青团组织，不计报酬进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革命精神而十分感动。在此期间，他还拜访了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维辛斯基。维辛斯基告诉他，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建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维辛斯基还简要地介绍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有关内容，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在新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这次重要谈话，引起了孙炳文极大注意，特别是亲眼看到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情景，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孙炳文回到祖国时，正好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使孙炳文很受鼓舞。
同年，因工作需要，孙炳文偕刘鼎再次出国。他们仍取道莫斯科到德国柏林。他与朱德等人，根据党的指示，积极从事国民党德国支部的改组工作，一方面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发展国民党柏林支部，壮大左派力量；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右派言论，争取中间势力。当时旅欧学生中存在着各种思潮与派别，其中有一批官僚地主子弟，受反动派的怂勇与操纵。以这些人为首的右翼组成了国家主义派（后改为青年党），竭力阻挠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破坏国共合作。他们与反共的《先声》杂志相勾结，对国民党左派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为了打击右派，宣传国共合作政策，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孙炳文等人撰写批驳文章，刻写油印刊物，广为散发宣传。一次在柏林国民党改组支部成立大会上，青年党人故意捣乱，破坏会议正常进行。孙炳文等以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他们的谬论，宣传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主张，从而孤立了右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保证了会议正常进行。
回国革命 鞠躬尽瘁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孙炳文于这年8月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不久，他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到广州任职。孙炳文率次子济世和北大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十余人到广州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他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及时对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谬论进行批评，保证了学生思想健康发展。
1926年3月，日舰炮轰大沽口，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组织北京市民大同盟，集会抗议日帝暴行，被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孙炳文得知真相后，十分赞扬首都人民这种请愿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同年6月，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的万福路190号楼上，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左右相邻，工作交往非常密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随着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往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促使北伐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决定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少将主任。7月9日，他以后方留守主任身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召开的誓师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受到全体官兵热烈的欢迎。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是北伐战争的后勤部，负责筹备经费、器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任务繁杂、艰巨。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炳文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严明法纪，身体力行。他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纵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搞非法活动，自己渔利其中，有的甚至操纵金融，破坏筹款，便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严加整饬，明订规章，恪尽职守，倘有再犯，决不宽贷。他还成立了改良税捐委员会，改革税制，杜绝偷漏；制订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打击了从中渔利的人，保证了国库的正常收支，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北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战心惊。他们互相勾结，制造血腥惨案，破坏后方安宁，借以牵制前方军事。9月4日，英帝国主义派遣军舰三艘，驶入我西堤珠江河面，高架机枪大炮，驱我轮船，占我码头，捕我群众，捣毁工人纠察队等等。5日，英舰又悍然炮轰万县，毙我民众数千，造成严重的“九．五”惨案。对这种严重破坏国际法的帝国主义行径，我总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分别发出《敬告全世界民众书》和《为反对英国炮舰政策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抗议他们的杀人罪行。12日，后方政治部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14日召开各界民众声讨会，掀起了反帝运动高潮。在此同时，对中国军阀与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相互勾结，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孙炳文进行了坚决斗争。海陆丰农民遭反动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人久为厂主虐待，潮汕敌军残部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等事，孙炳文都亲自督办。
孙炳文参加革命较早，但不以老革命自居。平时十分注意对青年军人和干部的培养，他在百忙中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到军校讲课。在第二届青年培训育成所里，他亲自讲授《政治工作》课。他出席军校政治部第五期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具体研究对学生兵的政治教育。恽代英赴前线时，孙炳文还兼任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对于教授方法、教材内容和执行军校纪律等，他都一一过问。
孙炳文善思考，爱写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坚持不懈。1927年1月，他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热情歌颂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作用，精辟地分析了北伐军迅速胜利发展的主观原因，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人民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文章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1926年1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迁武汉，广州设政治分会。1927年4月6日，孙炳文以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身份，被邀出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浦军校）召开的特别党员大会，作了重要演讲。指出：“在国民党内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提出了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是革命党人的任务。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篡权阴谋，赢得了到会多次热烈的掌声。
孙炳文日以继夜工作，操劳过度，旧病复发，日渐严重，只得去东山医院住院治疗。其时，孙炳文已是广州政界的重要人物，在他住院期间，社会舆论十分关注。反革命右派势力一面乘机造谣惑众，大量收集孙炳文活动情报；一面由蒋介石的参谋李济深出面拉他为蒋介石干事，被孙严词拒绝。于是形势急剧恶化，孙炳文处境十分困难。但他泰然处之，继续忘我工作。
白色恐怖 惨遭杀害
1927年4月，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务。其时正逢粤汉铁路中断，乃改由海路乘轮船经上海转武汉。在此之前，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孙炳文已有所闻。因此，他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家眷十余人，于4月10——12日先后秘密离开广州去香港，搭乘法国邮轮13日晚启航赴上海，这时孙炳文还不知道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在船上为防意外，孙炳文化装与家眷住在二等舱，其余人员住三等舱。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不巧与褚民谊狭路相逢，欲避已来不及。褚是无政府党，是蒋介石的走狗。孙炳文对他早有戒心，因思过去彼此私交还厚，谅他虽然反对左派，或可不致危及个人安危。岂知这条走狗，为了邀功请赏，竟借法轮电台，向蒋介石告了密。
4月16日，船抵上海汇山码头，尚未抛锚停稳，一批法国巡捕就蜂涌上船，直奔孙炳文所住客舱，声称孙是“在逃大盗张彪”。孙炳文回答：“本人不姓张”，并指着站在远处的褚民谊说：“他可作证”。这时老奸巨猾的褚民谊凶相毕露，走近孙炳文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之后，便黯然自去。孙炳文想，我致力于国民革命，光明磊落，无负于党，无负于人民，凭什么拿我查办？于是理直气壮地说：“走就走！”就这样孙炳文和长子宁世（当时年仅14岁）、秘书张斗南一起被捕。
孙炳文三人上岸后即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孙炳文当即被戴上了脚镣手铐。任锐经过多方奔走，于第二天总算知道了孙炳文的下落。他一面向武昌报告情况，一面带着子女冒雨探监。她们隔着铁栅看见孙炳文衣衫已被撕破，带着沉重的镣铐，步履艰难地向她们走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孩子们双手紧抓铁栅，大声哭喊“爸爸，爸爸！”任锐也悲愤交织，泣不成声。孙炳文沉着镇静，安慰妻子，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为党工作。并嘱咐任锐通过国民政府设法营救。任锐痛苦地离别了亲人，抱着营救的莫大希望，留四人住沪听信，自己亲率其余人员赶赴武汉国民政府，分头设法营救。
敌人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室各种刑具，狼藉满地，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摆出了杀气腾腾的架式。对于这些，孙炳文不屑一顾，昂首挺胸，从容自若。警备司令杨虎，秉承主子“力主劝降”的旨意，威逼利诱，耍尽花招。孙炳文怒目而视，不为所动，严词痛斥他们危害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并以坚定、宏亮的声音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铿锵有力地回答，维护了党的尊严，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和钢铁意志。正义的控诉，反动派既怕又恨，无计可施。于是迫不及待地于4月20日凌晨，将孙炳文押在龙华密林处秘密杀害了。就义时，孙炳文挺胸振臂，大步而行，最后时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
孙炳文殉难的消息传至武汉，《民国日报》以醒目的标题登载《孙炳文在沪遇害》的消息，强烈谴责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恶，沉痛悼念革命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得悉孙炳文遇难消息，悲愤至极，一致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派代表向任锐表示深切的慰问。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挚友朱德听到噩耗，放声痛哭，如失手足。出征宴上曾被孙炳文赠给“戎马书生”称号的郭沫若，悲愤之余，特作《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周恩来、邓颖超在孙炳文遇难之后，一直关心烈士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已出。
是年秋天，任锐送子回四川南溪。家乡人民得到孙炳文遇难的确实消息（此前，孙炳文遇难虽有所闻，但国民党右派县党部封锁消息，矢口否认），群情激昂，哀声震地，民怨沸腾。各界人民冲破反动派重重阻力，纷纷集会悼念和示威游行。南中师生还举办报告会，特邀任锐到校公开演讲，颂扬了孙炳文真理昭然、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揭露了蒋介石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南中校长吴小波为此亲自编导了革命话剧《孙浚明先生之死》，在校内多次公演。同时，还举办了孙炳文烈士的照片、诗歌、书信和文艺作品展览，在群众中掀起了一次革命宣传教育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南溪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南溪地下党、团组织的大发展和1928年的农民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时，朱德亲自撰文，高度评价了孙炳文的战斗一生。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孙炳文的生平事迹，供群众瞻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