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汾
李汾字长源，金代太原平晋人。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位富于传奇色彩的悲剧人物。可惜生当乱世，生平事迹和作品多有湮失，不甚为人所知。
李汾出沙陀族。沙陀本唐代西突厥之一部，依附于唐。中唐以后受吐蕃压迫，自西域东迁，唐末居于雁北。酋长朱邪赤心以军功封振武军节度使，赐名李国昌。国昌之子李克用骁勇善战，跋扈不驯，但对唐朝能守臣子大节，屡次为朝廷平叛。朱温篡唐后，李克用仍奉唐朝正朔。在给四川王建的信中，表示过申包胥复楚之志。这对李汾思想很有影响。李汾称李克用为“远祖”，但具体出于哪支，已不清楚。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后唐，李汾也算得皇族后裔。平晋即唐五代时晋阳城故地，城池雄伟坚固，是唐朝龙兴之地，五代时又连续崛起唐、晋、汉三个沙陀政权，所以受宋朝皇帝忌恨。宋太宗赵光义攻下晋阳后，彻底毁掉这座千年古城，改其地为平晋。沙陀李氏自李克用封晋王后，就扎根于晋阳。此时他们宁肯守着一片废墟的平晋，不肯迁到唐明村的新晋阳去，显然有孤傲愤郁中藏。这样的生长环境对李汾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李汾虽然一介布衣，但祖先功业的影响，社会动乱的刺激，使他胸怀建功立业的抱负，刻苦力学，才识过人。元好问编《中州集》，即在小传中称许他“旷达不羁，好以奇节自许”，避乱入关后，“关中无一人敢与相轩轾者”。刘祁《归潜志》也说他“喜读史书，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均可见李汾抱负。
李汾出关东游，与元好问相交最深。二人身世均有特殊处，李汾是沙陀李唐皇族后裔，元好问是鲜卑元魏皇族后裔。虽然祖先功业已成陈迹，但对他们的胸襟气度，却不能没有影响。也许，处境越困厄，那种刺激越强烈。当时他们心雄万夫，慷慨豪爽。元好问〔水调歌头·与李长源游龙门〕中“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正反映这对青年人对来日方长充满自信。李汾的壮怀激烈、豪放慷慨，令元好问感叹。元好问《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诗中说“君不见并州少年作轩昂，鸡鸣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自注云：“并州少年谓李汾长源。”元好问诗中，或明指或意喻，多次称李汾为李白或骑鲸客，可见很赞许李汾的性情和诗风。
李汾自己素耿耿自信，不但有建功立业之壮怀，文采风流也不让古人，他的《陕州》诗中云：“黄河城下水澄澄，送别秋风似洞庭。李白形骸虽放浪，并州豪杰未凋零。”自李白之后，千百年间，敢如此抗礼者不多。这“并州豪杰”四字，确为李汾生色。
李汾屡屡碰壁，抱负成空之后，曾有《远祖雁门武皇》一诗云：“死心唐室正诸侯，铁马南来隘九州。当日三垂岗上意，诸孙空抱腐儒羞。”前两句歌咏李克用的勋业和忠于唐室的大节。这也正是面对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势，李汾自己的抱负。三垂岗在山西屯留，李存勖曾在此大破梁军，是双方对峙中关键的一战。《旧五代史》中李存勖本纪载，李克用晚年曾在三垂岗上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武皇引满，捋须指帝曰：‘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李汾对自己不能像李存勖一样建功立业，痛心不已。
李汾谈兵论史，议论国事，策划军务，然而当朝权贵不予理会。３６岁时他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未能考中。因他诗名很大，受到推荐，被辟为国史馆书写，也即抄写员。以他的才情抱负，却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心情可想而知。《中州集》小传说“长源素高亢，不屑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蓄之，殊不自聊”。而那些科举出身的编修官们，很有不懂史学、甚至连史家体例也不清楚者。因而李汾看不起他们，当他们“刊修之际，汾在旁正襟危坐，读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数百言，音吐洪畅，旁若无人。既毕，顾四座漫为一语云：‘看！’”（《金史·李汾传》）这当然激怒了那些编修官们，雷渊和李献能尤为切齿。他们给李汾加上谩骂长官的罪名，最后李汾离开了史馆。
对这件事，元好问、刘祁都相当同情李汾。刘祁对此看得深刻，指出官场风气恶薄，做官者眼生于顶，连老朋友也不认。“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归潜志》）换言之，李汾是为布衣之士争人格地位，而遭排斥的。
李汾对被逐一事不甚在意，因他的抱负本不在此。蒙古兵日益进逼，金朝形势越来越坏。李汾上书朝廷既不受理会，乃把眼光转向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当时封爵恒山公的武仙率兵驻扎豫西南的邓州一带，“长源往说之，署行尚书省讲议官”（《中州集》李汾小传），这就是元好问编《中州集》题“李讲议汾”的由来。然而这却是一个悲剧。李汾想为武仙参谋军事，解救时艰。武仙却有拥兵自重观望形势的思想，武仙与另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完颜思烈又有矛盾，因而很害怕李汾的言论。李汾眼光锐利、言辞锐利，容易揭穿武仙的意图，于是武仙想除掉李汾。李汾发觉后，逃往泌阳。武仙派人抓住李汾予以关押。李汾死的具体情况，《金史·李汾传》说是绝食而死；《中州集》说是被害；《归潜志》说是被杀；《金史·哀宗本纪》载，天兴元年六月丁丑日，“恒山公武仙杀士人李汾”。小有异同，尚难确辨。李汾死时，年仅４１岁。
李汾诗作，《中州集》收２５首，《全金诗》补１首。《中州集》小传和《归潜志》又录有零散佳句近２０句。这些，在李汾诗作中原只是很小一部分。《归潜志》说他“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金史》则说“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中州集》小传说李汾“平生以诗为专门之学，其所得为尤多”。元好问录下这２５首，全是凭着记忆录下来的。李汾死前一年，两人曾经相遇，饮酒中间李汾口诵十多首诗，为元好问激赏，可惜在战乱中全都散亡。
李汾诗在金代诗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金代前期中期，宋诗影响较大。前渡后诗风发生变化，转以唐人为法。诗坛盟主赵秉文起了很大作用，但也还有遮掩之处。《归潜志》卷八说：“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可以说，李汾、元好问这批青年诗人，在学唐上有更自觉更鲜明的倡导和实践。他们也取得了超越前辈的创作成绩，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促成整个诗坛风气的转变。
这批后起鼎立的青年诗人，各有特色。李汾长于七言和歌行，诗风豪放，写景抒情，极富意境。元好问在《中州集》李汾小传中称赞他：“同辈作七言诗者，皆不及也。”以“诗中疏凿手”自任的元好问能如此推崇李汾，实有心折之处。元氏的《过诗人李长源故居》中，有“千丈气豪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句，正说出李汾特点。
需要指出，李汾、元好问等虽以唐人为法，但却不同于诗史上那些只会模仿而失却自家面目的人物。这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学思想所决定的。以生活经历而言，他们从青年时代就值国家多难，飘泊流离，目睹或经受了种种苦难。他们又有过人的才学抱负，与现实撞击，激起心底无尽波澜，急于诉诸笔墨以泄情怀，无须无病呻吟，模仿他人。在文学思想方面，李汾与拟古派模仿派截然不同。他在《感遇述史杂诗》小序中说自己郁郁不得志中，“作为述史诗五十首，以自慰其羁旅流落之怀”。更进而说——“呜呼！三百篇大抵皆圣贤感愤之所为作也”。这是一种感愤作诗追求宣泄的文学主张，有长久的现实意义和进步价值。
李汾被害时，元好问、刘祁等都在汴京围城中。在这前一年秋天，元好问、李汾的相会，称得金代文学史话上值得提起又很凄楚的事情。元好问在李汾小传中说：“辛卯秋，遇予襄城，杯酒间诵关中往来诗十数首，道其流离世故，妻子凋丧，道途万里，奔走狼狈之意。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读这段记述，为诗人壮志未酬抱恨以终感伤之余，又觉有悲慨昂奋之情荡人心魄。
晋阳故城，在今太原南约４０里一带。当年东西二城夹汾河而峙，中间还有连城。西城周长达４２里之遥。去年深秋，我到过那里，只见田畴连绵，树木苍苍；河滩中黄叶轻摇，芦荻萧萧，一带寒水，缓缓南流。不禁想起唐人“山川满目泪沾衣”的诗句，心头有几分怅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呀。此刻写完这篇李汾的短文，则深感历史的厚重，既在有迹可寻的东西，也在无形有质的精神。低吟着“身经戎马心愈壮，天入风霜气更豪”，仿佛看到：九曲汾水，源远流长，神接海天，不息奔流。
《金史》称：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为人尚气，跌宕不羁。性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喜读史。工诗，雄健有法。避乱入关，京兆尹子容爱其材，招致门下。留二年去，之泾州，竭左丞张行信，一见即以上客礼之。元光间，游大梁，举进士不中，用荐为史馆书写。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纂述即定，以稿授书写，书写录洁本呈翰长。汾既为之，殊不自聊。时赵秉文为学士，雷渊、李献能皆在院，刊修之际，汾在旁正襟危坐，读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数百言，音吐洪畅，旁若无人。既毕，顾四坐漫为一语云“看”。秉笔诸人积不平，而雷、李尤切齿，乃以嫚骂官长讼于有司，然时论亦有不直雷、李者。寻罢入关。明年来京师，上书言时事，不合，去客唐、邓间。恒山公武仙署行尚书省讲议官。既而仙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汾言论，欲除之。汾觉，遁泌阳，仙令总帅王德追获之，锁养马平，绝食而死，年未四十。
金史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