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俄罗斯主义
大俄罗斯主义
Great-Russian Chauvinism
俄罗斯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又称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在沙俄时代，沙皇政府竭力使俄罗斯民族享有特权，对其他民族进行歧视、压迫和蹂躏，甚至挑拨民族关系，唆使民族间相互残杀。所以，沙皇俄国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大俄罗斯主义也适应沙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沙俄罗曼诺夫王朝时期，俄国侵吞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高加索、外高加索、摩尔达维亚、波兰、芬兰以及中亚的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等民族的广大土地。沙俄政府的大俄罗斯主义急剧膨胀起来 ，鼓吹俄罗斯民族高人一等，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理应受它支配。大俄罗斯主义者对其他民族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排斥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甚至武装镇压那些要求民族自治的少数民族。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16日颁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废除沙皇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坚持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代之以各民族人民开诚布公和自愿联盟的政策。宣言规定苏维埃政权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废除民族特权；民族自由发展。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但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虽然苏联宪法规定实行苏联各民族全面发展和互相接近的政策，实际上是把俄罗斯民族作为主导民族，对其他民族进行强制俄罗斯化，否认各民族的特点。轻视各民族的权利，企图撤销民族共和国。俄罗斯联邦长期没有共产党组织和最高苏维埃，而是直属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 ，实际上是把俄罗斯等同于苏联。在经济方面，一些大企业也都集中建在苏联的欧洲地区，使得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畸形发展。这些都导致苏联民族矛盾的加深，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沙俄政府推行的压迫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
自16世纪开始，沙俄政府就鼓吹民族优越论，认为俄罗斯民族高于一切，其他民族理应受它支配，并不断地凭借暴力，扩大俄罗斯的统治范围，连续发动旨在奴役其他民族的战争。1883年沙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在致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奏折中提出了“专制、正教、民族”的原则，确立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基本内容。大俄罗斯主义者认为：“专制”是俄罗斯完整、巩固、强大和尊严的基础，没有它，俄国就不能存在。俄罗斯是不能分割的整体，它的领土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统一”进来，不能分离出去。“民族”只是指大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是优秀民族，只有它才能在国家中享有统治的权利。“异民族”是“历史废物”，注定要成为统治者的对象。大俄罗斯主义者只能承认一个政权，即沙皇专制；一个宗教，即东正教；一个民族，即俄罗斯民族。一切异教徒、反专制分子和异民族都将遭到宗教、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在大俄罗斯主义者政策的指导和推行下，俄罗斯民族在整个国家政权中占绝统治地位，国家杜马全部由俄罗斯人组成，一切法对沙皇专制的国家官吏全部被革除，沙皇和教会势力相结合，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血腥统治，并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使俄国成为“各族人民的牢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大俄罗斯主义政策及被废除。
近代俄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锲而不舍地对外征服与扩张的历史。其中，大俄罗斯主义发挥了不可估价的作用。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概括，“大俄罗斯主义就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下，补充了这个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 [1] 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大俄罗斯主义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套思想体系，而且它所要提供的不是地域性蚕食思想体系，而是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它鼓吹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帝国转移”理论，声称基于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的地理扩张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谋求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终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作为一种政治—历史文化，大俄罗斯主义在现代和当代政治中都有其明显的表现形态。就国际关系而言，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在安全两难情势下，国家精力投注于与外界对抗，必将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结果其政治与社会结构日趋脆弱。所以，对俄国而言，领土延伸代表弱点延伸。在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也是其致命的弱点。换言之，意识形态多元化也就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退潮。
一
历史学家把俄罗斯民族主义起源归于18世纪，即彼得大帝。这也就决定了在大俄罗斯主义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彼得大帝作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由于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大力引进欧洲文明，结果他不仅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了现代俄国，而且也在俄国人思想中造成剧烈的震撼。俄国大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指出：“亲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外国影响从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了。” [3]
在民族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亲斯拉夫主义产生了，并很快就找到了意识形态工具——东正教。作为西化派的严重对立面，亲斯拉夫派寻找承认俄罗斯文化固有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对俄国过去所有使俄国有了民族特性、权势和要求无限范围的因素怀有浓厚的的感情，对俄国现有的幅员和实力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产生莫大的民族优越感。而这种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寻求和自我夸张，不可避免地又会把俄国引向排外和沙文主义。
大俄罗斯主义有如亲斯拉夫派所主张的，可以追溯到俄国历史上的留里克王朝。其中，伊凡四世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47年1月，年仅17岁的伊凡四世采用沙皇的称号，“这个行动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这表现了俄罗斯国家享有欧洲头等强国之一的地位的权利。” [4] 但早期留里克王朝的政策，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与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只是到伊凡三世时，俄国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伊凡三世以基辅罗斯的继承者自居，“发明了祖传遗产论或祖传领土论”。他说：“全俄罗斯的土地、基辅、斯摩棱斯克，以及他(波兰国王)在立陶宛国家占领的其他城市，根据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从古代(和)我们的祖先继承下来的世袭遗产。” [5]
当然，这也是彼得大帝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把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进行提炼，“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 [6]
所以，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大俄罗斯主义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且大俄罗斯主义所要提供的不是地域性蚕食思想体系，而是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民族自我反省过程终于使俄国民族观念具体化并且在民族主义文化方面表现出来了，但因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而发生新的转折。主要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败，其西向扩张的努力受到严重的挫折。于是在斯拉夫人的共同体中寻求俄国的实力和使命的泛斯拉夫主义兴起了。尽管泛斯拉夫主义仍然是由那些坚持亲斯拉夫主义历史观的亲斯拉夫派所推动、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它揉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因素，立即被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 [7] 。此后，作为宗教哲学的民族主义的亲斯拉夫主义让位于新的民族的创造力 [8] 。大俄罗斯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是有意识地引向寻求种族血亲关系的共同根源。但显然，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不同于源于西斯拉夫人中间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伸展到政治领域，实际上“只不过是俄国本身的民族意识的另一种表现罢了” [9] 。用塞尔维亚外交大臣约万〖KG-*4〗·〖KG-*4〗里斯蒂茨的话讲，俄国的亲斯拉夫派实际上是“真正的亲俄罗斯派，他们把斯拉夫人中的弱小的民族看成是填进俄国欲望的可口的食物。” [10] 主要由于俄国人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由此而来的一种负有使命的自觉，因此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是强硬的和侵略的，是为俄国要求在其他斯拉夫人中的统治地位，其实质是大俄罗斯主义。
二
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极力鼓吹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帝国转移”理论，谋求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终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
1. 民族救世主义及其“帝国转移”理论民族救世主义的产生，一是因为以色列及其关于上帝选民的意识，二是康斯坦丁罗马的世界观。在基督教罗马帝国时期，两者发生碰撞。宗教因素使民族政治理想升华为一种信念：民族政治理想的实现是神法事先注定的，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战斗，去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政治忠诚，而变成了一种宗教义务，肩负着上帝赋予的职责和拯救人类的使命。虽然民族救世主义绝不是俄国独有的现象，但在1860年前后这种思潮在欧洲几乎全部消没了。相反在俄国，民族救世主义却异乎寻常的根深蒂固，成为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中，俄民族主义者深信，俄国人民之所以成为上帝的选民不仅基于历史的继承关系，还因为本民族特有的性格：它极度的谦卑和愿意忍受苦难 [11] 。他们认为，“上帝选中我们赤贫的人民，以他们的忍耐和恭顺，平凡和卑微联合在一起，上帝选择这样的人民以真理征服世界。” [12]
在民族救世主义理论中，大俄罗斯主义者特别强调“帝国转移理论”，即俄国不仅是新的以色列或第三以色列，而且也是新的罗马或第三罗马。从4世纪到16世纪，基督教世界一致承认罗马的世界领导者地位，但也引发了罗马继承人的问题。12世纪，虽然有人鼓吹罗马帝国的权力转移到了法国或德国，但俄国强调：随着罗马(包括德国人在内)的堕落，对上帝真正虔诚的只有俄国人。对希腊正教来说，罗马教廷和西方帝国是篡位者，他们继承了罗马异教徒的精神。西方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第二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罗马——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证明了这一点。当君士坦丁堡第二次被占领，这次是土耳其代替了西方时，莫斯科那时在上帝的指引下已经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便成为第三罗马，成为拜占廷的继承人和真正信仰的保护者。帝国权力转移到俄罗斯意味着俄国从此肩负着双重使命：反对和彻底拯救西方，以及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而且这双重使命实质上可以合二为一，即占领君士坦丁堡。因为打败和改变西方的关键性因素在于信仰，占领君士坦丁堡即意味着俄国作为真正信仰者的胜利。所以，民族救世主义中的“帝国转移理论”实质上是为俄国(新的救世主)秩序的到来做推备 [13] 。它要求俄国全身心地和始终如一地献身于这种民族思想，反对在西方面前丝毫的奴颜婢膝，并增强俄国的物质力量以实现之。
2. 国家思想的一元化与民族的一致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特别重视国家思想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特质是由其“国民信仰”(national faith)或宗教决定的。对俄国而言，“俄罗斯人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种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思想。我们应该在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信仰的基础上，以及在斯拉夫米尔(村社)的基础上为(俄罗斯帝国内)全体居民造就这样一种国家思想。” [14]
不仅如此，大俄罗斯主义还认为，一个健康的国家或社会不会允许超过一个以上的信仰。罗马帝国的崩溃就是因为它容忍多种信仰并存，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信仰或原则。实际上，任何容忍一个以上信仰的国家都将为冲突撕得四分五裂。换言之，国家思想只能是一元化的。
与上述理念相一致，东正教为俄国造就了“信仰者群体”。俄国一位著名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断言：“宗教仅仅是宗教，得以使我们成为俄国人，使我们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 [15] 既然东正教在塑造一元化国家思想方面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一切非东正教团体当然地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而为东正教获得俄国国境以外的广阔领土、包括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广阔地区，使之免受外界的影响并培育东正教信仰群体，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必须予以摧毁，而代之以东正教的和俄国的文化。于是，东正教在俄国的“征服理论中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 [16] 。
国家思想一元化的理想结果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一致性，并将它与民族使命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大俄罗斯主义者极力要发现并“详细说明斯拉夫人一致性的根源，从意识形态上给予斯拉夫运动以指导，宣传斯拉夫人的事业，并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争取赞助者。” [17]
在民族一致性的追求中，“对每一位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入、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来说……斯拉夫思想必须是最高的思想” [18] 。换言之，俄罗斯的国家思想必须成为斯拉夫世界的大一统思想。为了完成俄罗斯肩负的历史使命，斯拉夫世界必须强大、团结，而首先必须要完完全全地摆脱对欧洲精神的依附。在大俄罗斯主义者看来，与欧洲之间持续的政治—文化斗争将使斯拉夫世界与欧洲分割开来，使它们紧密地团结在俄罗斯周围。可见，国家思想一元化不仅是俄罗斯国家强大的基石，也是俄罗斯领导下的泛斯拉夫联盟不可或缺的粘合剂。
3.帝国的俄罗斯化大俄罗斯主义关于民族救世主义及其“帝国转移”理论为俄国扩张勾画了一个最初的构架和蓝图，同时也为帝国的俄罗斯化赋予了历史的合法性；地缘安全假说从理论上并最终在实践中确立了俄罗斯的帝国中心地位；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在此基础上追求民族一致性为俄国企图建立一个泛斯拉夫帝国编纂了理论依据。这一理想化思想体系最终是要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亦即俄国秩序。
虽然俄国在形成民族国家之前就成为帝国，但大俄罗斯主义的逻辑是：所有斯拉夫人居住区以及与之相邻的地区都应受沙俄帝国的保护，其他延伸地区则和大俄罗斯人的“利益”相关。大俄罗斯主义典型代表人物米尔·波高金认为，凡是愿意在俄国沙皇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接受俄国语言、法律和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兄弟。“谁若是不属于我们，我们就强使谁归属我们，不然就让谁被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或甚至被土耳其人所消灭。” [19]
那么，如何确保俄国秩序的实现呢?惟一可行的途径便是俄罗斯化。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异。” [20]
因为民族差异即帝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威胁到帝国的完整。故在帝国扩张过程中，俄国政府抑制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禁止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授课，禁止用民族文字出版书籍和报纸，强行生活方式俄罗斯化。大俄罗斯主义者首先想要确立俄语的首要地位，以有助于俄国文化和影响的传播，推进帝国的俄罗斯化。除语言和文化同化外，意识形态一元化也是俄罗斯化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如前所述，俄国所追求的是要使其他斯拉夫国家远离西方文明的影响和控制，甚至希望通过与西方文明的对抗来强化泛斯拉夫团结和俄国国家思想的大一统地位。
俄罗斯化最关键的要素是斯拉夫世界应按照俄罗斯政治—社会模式进行治理，推广俄罗斯文明，实现其救世理想。为达到此目的，对斯拉夫人的政治统一，除了采取单纯的政治解决方式外，还可使用武力直接行动，而且在可能的地方采取全面干涉的政策。所以，俄国向外扩张的整个过程不限于建立殖民政权和进行经济剥削，而是对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同化和社会消化，把俄国的制度强加于各被占领民族。他们或采取“移民政策”，强行将大量俄罗斯人移向边远地区，使“边疆地区俄罗斯化”；或采取“驱赶”手段，强行对被征服民族的俄罗斯化；对不愿屈服的，则斩尽杀绝。
三
根据大俄罗斯主义的假说，“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各民族的解放者。这一使命在它特殊的精神之中。俄罗斯的世界性任务的正义性已被历史的精神力量所预先设定。
[21]
在俄国大众、史学家、军人和政治家眼中，是俄罗斯拯救了世界，或至少是拯救了欧洲。早在拿破仑时代，俄罗斯在粉碎了拿破仑的军事入侵后，进军欧洲打败了拿破仑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打败威廉二世德国发挥了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从德国法西斯主义手中解放了欧洲。在追述历史时，甚至认为是俄罗斯使欧洲免于蒙古的奴役。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罗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他们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不许蒙古人进入欧洲，他们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被敌人摧毁了一半的一座墙……” [22]1950年出版的、在全苏中学使用的惟一权威的历史教科书写道：“俄罗斯人民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坚持同残忍的征服者进行斗争，保护了西欧免于蒙古恐怖的枷锁。” [23]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救世主义虽然表现形态不尽相同，但“帝国转移”理论却深深融入俄罗斯政治文化之中。“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变成帝国，最后则成为第三国际。”此外，勃列日涅夫“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和戈尔巴乔夫“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无不再现了这种政治文化。
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特别强调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文明之间的对抗性，强调“在正在到来的历史时刻，俄罗斯的使命是要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世界。……俄罗斯将要赋予在精神上实现重大发现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转移到俄罗斯。” [24]
在俄罗斯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揉合在一起，成为俄罗斯民族安全观念的理论基石并在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结果是俄国与西方国家利益的对立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对抗，反之亦然。为了确保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就必须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据此进行的意识形态扩张以及其连带的地理扩张由于与国家利益已密不可分，因此也就具有了国家理由。有学者认为，大俄罗斯主义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在俄国权势扩张中发挥重要作用 [25] 。但不可否认，它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重塑、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国家大战略的制定、进而对俄罗斯的外向扩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国际关系而言，它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俄罗斯帝国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不仅引发俄国周边国家的敌对，也使欧洲各列强深感一个崛起的俄国对整个欧洲的威胁。1762年法国驻彼得堡代办一席话最具有说服力：“若对俄之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或将不堪设想。俄国实力固不应以幅员之广阔而论，且其统辖东境广大之领土气势远胜实质，但余以为，无畏严苛天候而得以适应严酷自然挑战之国度，加以习于奴隶式的服从，使其人民需求极其有限，因而交战时所费亦极少，如此国家余以为极可能对外征服。” [26] 当“俄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逐渐变得与其对周边邻国的威胁不相上下” [27] 时，这必然导致欧洲国家的联合反对、遏制甚或孤立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国武装干涉苏俄及随后对苏孤立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欧对苏遏制政策都使得俄国外部环境十分险恶。在安全两难情势下，国家精力投注于与外界对抗，必将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结果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却日趋脆弱
[28] 。所以，对俄国而言，“领土延伸代表弱点延伸”。 [29]
这就是乔治·凯南主张用实力对抗来遏制苏联的扩张，从而在苏联内部催生演变的种子的理论依据。苏联在冷战中走向解体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大俄罗斯主义的根基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确保民族一致性的一元化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也是其致命的弱点。换言之，意识形态多元化也就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的消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是原苏联的继承国，但由于国家思想的贫乏，“取得期待已久的民族与国家融合问题是今日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明显挑战” [30] 。随着原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消亡和国内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在剧烈的政治震荡中，自由主义、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权威主义等等反映不同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利益的社会思潮泛滥 [31] ，结果社会被各种思潮所分割，人民缺少思想上的共识。更为严重的是，在全民思想层次上，俄罗斯也未能找到解决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模式。新世纪伊始，普京强调“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不可能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进行，不可能在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意识形态方针的社会里进行” [32] 。可见，在当今俄政坛上，大俄罗斯主义并无必然继承性，虽然俄国内一部分政治力量深受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并一度刮起过“日里诺夫斯基旋风”，但其掀起的大俄罗斯主义风波已今非昔比，因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没有一个一元化的国家思想。
[1] 路易·莱文：《泛斯拉夫主义与欧洲政治》，《政治科学季刊》1914年12月，第684页。
[2]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
[3] А.И.赫尔岑：《往事与深思》，基辅1957年版，第303、313页。
[4] 安·扬·维辛斯基、苏·阿·洛佐夫斯基主编：《外交辞典》，第1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5] 塔拉斯〖KG-*4〗·〖KG-*4〗胡恰克主编：《俄罗斯帝国(从伊凡大帝到革命)》，1974年新泽西版，第137页。
[6]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77～78页。
[7]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见塔雷斯·亨扎克：《泛斯拉夫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 见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
[8] 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第103页及脚注③。
[9] 同上，第199页。
[10] 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第156页。
[11] Hans Kohn,Dostoyevsky and Danilevsky:Nationalist Messionism.In Emest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 and Soviet Thought,p.503.
[12] 白晓红：《俄国与西方：俄罗斯观念的历史考察》，《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4期。
[13] 同①p.503～504.
[14] 同①p.501.
[15] Robert F.Byrnes,Pobedonostsev on the Instruments of Russian Government.In Ernest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 and Soviet Thought,p.124
[16] 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第16页。
[17] 米哈伊尔·博罗·彼得罗维奇：《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出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页。
[18] 同①,p.505.
[19] F.K.涅斯卢霍夫斯基：《回忆录摘抄》，《历史通报》第40卷(1890年4月)，第143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4页。
[21]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22] B．B．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页。
[23] Frederich C.Barghoorn,Great Russian Messianism in Postwar Soviet Ideology.In Ernest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 and Soviet Thought,p.541.
[24]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21页。
[25] 伊曼纽尔·萨尔奇斯扬兹认为，救世主义、民众舆论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伊曼纽尔·萨尔奇斯扬兹：《再论俄罗斯帝国主义》，见赫坦巴哈等著：《俄罗斯帝国主义》。
[26]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27] 同③第121页。
[28] 同③第154页。
[29] 同③第155页。
[30] 〔美〕罗曼·斯波尔鲁克：《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反映》，《今日东欧中亚》2000年第1期。
[31] 详见张树华：《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透析》，《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6期。
[32]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