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

wǎ yáo pù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等10余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主要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的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的背景是，张浩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发表的《八一宣言》向中共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传达后，为贯彻战略路线的转变而召开的。

瓦窑堡会议详细版本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

１９３５年夏秋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华北进而灭亡整个中国。１２月９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高潮。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为了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２５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十多人。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１２月２５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它的来源与危害，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此外，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等问题，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

２３日，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日，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１２月２７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