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
nomad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中国的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跨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涤荡，他们一部分西迁、一部份在历史中消亡，一部份融合入汉族，一部份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和习俗，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
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由六大部分演化而来：
一：匈奴部分：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往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氐，匈奴一部分，后被汉族融化；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灭绝。
二：东胡部分：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柔然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一直生存到现在。
三：突厥部分：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后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四：通古斯部分：原称肃慎（商、周时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后为女真、满洲，一直生存到现在，即今天的满族人。
五：羌藏部分：羌，一直生存到今天；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党项，羌族的一部分，后被蒙古人灭亡。
六：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使今天的维吾尔族。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各个民族在矛盾中不断地了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王朝——秦帝国。秦帝国的疆域内涵盖了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公元前202年刘邦推翻秦帝国建立西汉王朝。自从西汉立国开始，崛起于北方的匈奴就凭借它的军事优势，不断对中原施加军事侵略与政治压力。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三十万骑兵把出兵抵御匈奴入侵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包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刘邦被迫采纳臣下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提出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才得脱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这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民族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对峙，事实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在匈奴一方。汉帝国为了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汉高祖、文帝、景帝执政的六七十年间一直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每年送去大批财物，但始终无法满足匈奴无止境的的贪婪欲望。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执政。汉帝国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汉武帝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摆脱匈奴贪得无厌的敲诈勒索、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争，通过一系列战役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将其驱逐到大漠以北，从此 “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这是一场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和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伟大卫国战争，最终以正义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公元207年，东汉丞相曹操北破乌桓，将东胡各少数民族迁徙到河北地区；公元216年，又将北方降汉的匈奴安置在并州，分五部加以统治。
这对促进民族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匈奴作为国外敌对势力被汉帝国驱逐了，但这些降汉的匈奴部族仍保留着凶悍好斗、残忍嗜血等游牧民族的天性，他们学会了汉人的政治、军事韬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冶炼技术。曹操的这些举措为日后北方游牧民族彻底灭亡中原汉族政权埋下了隐患。
公元265司马炎代魏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又黑暗的王朝。士族统治集团既腐朽不堪，又激烈争权夺利，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八王之乱”，国力空前衰败。由于中原战乱，汉族居民大量流徙江南，中原汉胡势力的分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见有机可乘，开始策划“兴邦复业”，起兵反晋。公元316年，匈奴军夺取长安，西晋灭亡，撤退到长江以南的西晋贵族建立了东晋政权。
此后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十六个政权：
前赵（匈奴304－318）后赵（羯319－350） 前秦（氐351－394）
前燕（鲜卑337－370）后燕（鲜卑384－409）西秦（鲜卑385－431）
成汉（巴氐304－347） 后凉（氐386－403） 南凉（鲜卑397－414）
南燕（鲜卑398－410） 北凉（匈奴401－439）夏（匈奴407－431）
由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处于奴隶制社会，有些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建立的政权大多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仇视、奴役汉族人，甚至对汉族人采取野蛮残酷的种族屠杀政策。各族统治者的暴行和暴政，给人民带来严重灾祸，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汉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危机。在这种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形势下，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复仇——冉闵《屠胡令》
公元350年，汉族将军冉闵推翻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即皇帝位，定都邺城，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当时，新生的冉魏政权处在敌对胡族势力的四面包围中，他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扼杀新生的冉魏政权；内有数十万仇视新政权的胡族随时可能发动暴乱，或在敌对胡族势力进攻时充当内应，即使将他们全部驱逐，也只能使敌对胡族势力更加强大。
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冉魏政权，坚决镇压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冉闵采取断然措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塞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反攻，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
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整个中原地区在经历了羯族的残暴统治和连年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百业凋敝，而统治今天外蒙内蒙和中国北部的鲜卑进入了极盛时期，企图一举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
公元352年，冉闵在抗击鲜卑入侵的廉台大决战中被击败，冉魏政权灭亡，冉魏的臣子纷纷自杀殉国，河北二十余万汉人不甘做亡国奴，纷纷南逃，但受到鲜卑大军截击，死亡殆尽。至此，汉民族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才结束。
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民族大分裂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高层的权力争夺而引发内战，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国家秩序、政治局面的有效控制；在这种形势下，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匈奴部族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推翻政府、颠覆国家现政权，妄图建立起独立的匈奴族国家，实行种族歧视和屠杀政策，最终导致汉民族大规模的种族复仇，来自北方的外族敌对势力“鲜卑”乘机大举入侵我国，汉族政权丧失了对中原的领土主权。
这是一场汉民族在自己家园里与游牧民族的一场大混战。在这场战争中，汉民族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彻底打垮，国破家亡，丢掉了祖宗基业、丢掉了整个中原，北方的汉族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政治上没有地位，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我们跳过隋唐，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是唐藩镇之乱的延长，是由唐朝而宋朝的过渡时代。
这一时期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形成华夷混合政权。其二是北方的契丹人借军阀混战之机不断强大，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也为后来辽、宋、金对峙的形成埋下“伏笔”。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公元907年，契丹族建立辽政权，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政权。辽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北伐，要夺回幽燕，统一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北宋在于与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辽、金政权的战争中一再受挫。
公元1125年女真灭辽，公元1127年四月女真灭北宋。撤退到长江以南的北宋贵族建立了南宋政权。公元1206年，在蒙古高原上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强大起来，建立了蒙古帝国。公元1234年，金帝国在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都处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
1279年3月19日，最后一支南宋军队在厓山大海战中被元军消灭，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南宋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年仅九岁的赵昺投海殉国，当日随同跳海殉国的朝廷诸臣、后宫女眷、民众多达十几万人。至此，中国大陆上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南宋灭亡。
在这一历史时期，汉民族为追求民族解放、自由与独立，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奴役，做出了巨大努力，付出了巨大牺牲，以岳飞、韩世忠、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精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抗击外族入侵的历史使命，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为了使子孙后代不做亡国奴，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谱写了一幕幕悲壮的中华民族抗争史。
这是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光辉的时代。他们无愧于中华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灵魂。
公元1368年,强大的蒙元帝国在仅仅统治中国89年后，在席卷全国的民族大起义的狂潮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大军攻入北京，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
公元1644年5月27日，明将吴三桂联合关外清兵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展开大战。
这是一场决定中国人未来260年命运的大决战。民族败类、大汉奸、投降派吴三桂，勾结满清侵略军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满清入关后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
回顾整个历史，四个汉民族王朝的灭亡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四次大飞跃：
第一次飞跃 西晋灭亡，匈奴、氐、羯、鲜卑等游牧民族开始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一系列地方割据势力。
第二次飞跃 北宋灭亡，金（女真）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统一整个北方的强大政权，汉族政权已无力反击。
第三次飞跃 南宋灭亡，蒙元帝国建立，游牧民族第一尝到了做整个中国的主人的滋味。
第四次飞跃 明王朝灭亡，游牧民族最终彻底征服了整个中国，实现了他们几千年来的梦想。
一、游牧文明的产生及与草原生态的关系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
但是为什么畜业最终发展成游牧文明而不是像现在政府所推行的那样定居圈养或放养呢？这也许是由于畜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野生畜群的松散性控制发展来的，而定居蓄养需要较繁重的劳动，如果没有明显的优势，并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放弃游牧。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然而更重要的是，北方草原自身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定居畜养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遭到摈弃。
我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越往西北，越近大陆中心，季风影响越弱；相反，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的高压作用越来越强。故从东南向西北，降水越来越少，干旱程度也随之增加，植被类型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由东南向西北可分为温带草甸草原、温带典型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最优质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东部、科尔沁等地的草甸草原的年降水量也不过在350—550mm之间，土壤有机质含量虽一般在4%以上，平均产草量在1500kg/hm²左右，但仍旧无法承受定居畜养的放牧强度；那些年平均降水量仅150—250mm，年平均气温仅约2—5℃，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低于2%的西部草原便更无法承受定居放牧的压力，只需几十，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草原便会退化到无法收集到足够的饲料喂养牲畜的程度。如呼伦贝尔大草原自1958年建立了25个国营农场，进行大规模的定居垦荒之后，仅一二十年就退化成为呼伦贝尔沙地。而有关试验经过5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过度的割草会使地上生物量大大降低，对草原退化有很大影响。年年割草的牧区地上生物量只有割一年休一年的牧区地上生物量的76%。因此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游牧文明成为草原民族的主体文明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之下的。
游牧民族使用的牧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为套马竿，又称 “套竿”。蒙古语称“兀兀儿合”。据《元朝秘史》载，早在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前，就已出现了这种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套马竿木质坚韧,总长约300厘米，顶端拴有套形皮绳。它既可用于套马，也可用于狩猎时套其他动物。每逢捕捉马匹时，牧民持竿跨马，冲入马群，看准马匹，抖开绳套，将马颈套住勒紧，随马奔驰，直至马匹力竭驯服为止。阿拉善旗等少数地区的牧民不用套马竿，而用套马索，蒙古语称“察拉木”。这些套马者多系技术娴熟、身强力壮的牧民，因而当地牧民以套马为光荣。
二、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及其引起的生态破坏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伴随着中国古代北方边境历史的始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方边境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 的变迁又导致了文明的变迁。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影响，但传统史学的盲点并不能抹杀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
下面这张表是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主政中原的简表：
时间 中原王朝 游牧民族王朝 游牧民族
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秦汉 匈奴
220年至581年 魏晋六朝匈奴
386年至556年 魏及其前后的北方汗国鲜卑、突厥
581年至907年隋、唐突厥
907年至1123年辽契丹
960年至1279年宋契丹、女真
1115年至1234年金女真
1206年至1368年元蒙古
1368年至1644年明
1616年至1912年清满洲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对历史的争夺从来没有中断过，而其背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想到对环境的破坏，一般会想到连年的征战。战争固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对北方边境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我们根据上面这张简表，稍微梳理一下史料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事实，凡是农耕文明的王朝或被农耕文明同化的游牧文明王朝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生态环境就遭到大规模甚至毁灭性的破坏。首先是秦朝，虽然曾有移民开垦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一部分草原，但乍兴即废，对当地自然生态未能造成严重破坏。因此，直到西汉初期内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但是到了汉王朝，因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曾几次出兵今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汉武帝时更迁徙70万人开垦黄土高原，使原来的牧区变为农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开垦使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局部恶化，因此到东汉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移民的种植业趋于衰微。鄂尔多斯地区的沙丘大约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 。
从东汉末期到唐朝初期，内蒙古草原的所有权回到游牧部落手中。由于传统的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成为主导产业长达四个多世纪，草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鄂尔多斯地区先前出现的沙丘并没有扩展。被称为大碛的沙丘，也仅是当今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唐朝的中后期，是继汉朝之后较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一个时期。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在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开辟屯田，并在边境上修筑了三个受降城作为屏障。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再次大兴屯田。尽管唐代在内蒙古草原的垦殖没有达到汉代的规模，但由于这时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已不如汉代，导致了迅速荒漠化的结果，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已有风沙肆虐，库布其沙丘开始扩大并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唐朝屯田制后来迅速由盛转衰，就是其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自然报应 。
辽、金、元三代的三百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上属于游牧部落所有。尽管在此期间有过相当规模的屯田，甚至辽朝还在内蒙古东南部利用汉族移民发展过种植业，但与汉、唐时期的以耕代牧不同，所实行的是以耕助牧政策，没有形成滥垦局面。况且，与鄂尔多斯等西南部地区比较，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对人类开发活动的承受能力强。根据《蒙古黄金史纲》关于成吉思汗临终前不久行经鄂尔多斯地区时对此地风光的赞美，可以断定该地区的沙化趋势在元代至少已经减缓，甚至完全停止 。
到了明代，除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度出现屯兵驻扎外，已有许多内地贫民作为雁行式季节性移民或常住移民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地区，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公元1570--1582年）达70.5万人，导致农耕规模再次扩大，喀拉沁、土默特地区的开垦情况已达近似于当时内地的程度 。
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进程出现于清朝后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废止以前实施250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清统治者在内蒙古实施的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的门户，开始在察哈尔、乌兰察布等西部地区，尔后在昭乌达、哲里木等东部地区有大批汉民移居。在1902--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 。导致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鄂尔多斯地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较他蒙古贫穷的地方了。
如果我们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段历史的话，就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正因为静，农耕文明在定居点垦田植荒，以防御性的态势应对游牧文明的侵袭，而这种屯田实边的生产方式最终因为不适于草原生态而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强弱、战和，数度兴废，始终无法确立稳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