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
杂志介绍《人民文学》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以刊登小说为主，包括散文、诗歌及纪实文学等的全国性文学月刊。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毛泽东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在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这从它的创刊和复刊过程就能得到鲜明的验证。
《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的摇篮，众多的名家当初亦是由《人民文学》造就的。新改版《人民文学》富有现代气息，与世界文学接轨，极富有文学味与生命关怀意识，是广大读者的心灵家园。
刊物栏目“特别推荐”、“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当代纪实”、“诗与诗论”、“青春诗旅”、“诗人近作”、“交点”、“散文选萃”等12个栏目，刊登了文坛上最精彩的作品，令文学爱好者爱不释手。
回顾历史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间停刊外，总计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创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复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号），出刊344期。
一、创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
一般来说，这次大会后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标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文协）于稍后的7月23日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
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协（作协）所主办或创办的最重要的两大机关刊物即为《文艺报》的《人民文学》。《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最初由全国文联直接主持，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直至正式成为作协直属刊物。《人民文学》则自创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与专重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文艺报》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是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
二、早期刊物述评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其本身并无多少可供探究的历史曲折。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这种使命在《人民文学》创刊第一期上就获得了最为充分和明确的强调与体现。
在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题字则是经毛泽东提议由郭沫若（全国文联主席）手书。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茅盾的《发刊词》置于内页的文字页首。《发刊词》中，对于《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基本任务和目标、具体要求、组织和编辑工作等项，都作了简要的阐述。
从首期的主体内容（作品）来看，《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面貌就已经十分清晰了。它们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是政治（文化）和思想言论，采用的是社论或专论的形式﹔首期除三篇社论外，还有周扬的专论《新的人民的文艺》。二是政治颂诗或抒情诗，后来也包括其它类型的诗歌，如（新）民歌民谣等民间（传统）体裁诗歌。
三是特辑或专辑，这一般是以人物、题材、类型等为分类标准设辑，设辑的前提当然含有政治导向的动机。首期即为“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辑，第三期有“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诗辑”——既作为“诗辑”，又与“政治颂诗”合二为一了。有时虽无辑名或明确的设辑形式，但从编辑意图或刊物目录、作品构成和发表位置等方面看，也完全可以视若某种专辑，如第二卷第一期（1950年5月1日）开首的一组作品，文体各异，却编排合为有机整体，题材内容均“以反映工人生活为中心”，显见虽无辑名而有专辑之实。特辑或专辑的设置，代表了当期刊物的重心所在。
四是小说，综合性的文艺（文学）刊物一般都以小说为“主打”作品，《人民文学》也向来如此。不过，第一期所刊发的三篇小说，其意义还并不尽在于此﹔《人民文学》早期和新中国早期（即“十七年文学”早期）的小说创作面貌，其实就可以这三篇小说为缩影。《火光在前》（刘白羽）的题材是部队生活和革命战争，《买牛记》（康濯）写的是农村、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同样是农村背景的《村仇》（马烽）则直接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中国当代文学早期（50年代中期前），作品（小说）数量最多的正是上述两类题材（即部队和战争、农民及农村阶级斗争）。对此，刊物本身在当时其实也已经有所认识，创刊周年时，经统计一年间所发作品的数量近两百万字，其中内容比重最大的是“部队”，次为“农村”（第二卷第六期《编后》），可见当时小说创作的普遍状况。
五是一般理论批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这一部分文章，对50年代早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也有同样显著的概括性。除当代作家作品论外，重点是对苏联文艺（思想、作品）的译介和评价。首期三篇文论中，后者即占其二（一译一论）。六是画页和插图。与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刊物中的画、图有根本区别的是，当时《人民文学》的画页、图页都只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内容上的政治性十分突出，二是与整个刊物的风格保持着高度一致﹔图画页真正成为刊物整体的有机构成，决非随意或纯装饰性的点缀之作。（对于《人民文学》的封面设计，也可作如是观。）创刊号上的图画（照片）页共有九幅，毛泽东（照片、题字）两幅，鲁迅（故居照片、遗墨）三幅，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照片）一幅，全国政协中的文联代表（照片）一幅，工业生产（木刻）两幅。
《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图画页，大致可由此一窥全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两幅工业生产的木刻，表面上似与当期内容无关，实则恰恰相反，它们正是当期内容的“自觉”构成和充实。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弥补了文字作品的不足（当期没有工业生产的作品），而且在形式上也显示了对中国现代左翼艺术传统样式（木刻）的继承和弘扬，它们所体现的正是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精神和方向的追求，不可等闲视之。
综合《人民文学》创刊号及其早期（第一至三卷）的基本内容来看，对反映部队、农村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最为重视，数量也最多。其次，虽然有相当自觉的努力和重视，但成果却并不如意的是有关工业题材的作品，创刊第一年内仅发了15篇，编辑部对此有过几次“检讨”（第二卷第二期，第二卷第六期等）。
再次，不受重视或提倡，甚至被有意轻视或忽略的是两类作品，一是以普通市民和一般所谓“小资”人物为中心的当代城市生活作品，即城市的日常生活（因其缺乏鲜明的现实政治内涵）基本上被排除在文学表现的视野之外了﹔二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也遭到有意的排斥。在茅盾的《发刊词》中，虽也曾提及、包容了这两类作品，但在刊物（和中国当代文学早期）的实际操作中，它们显然还是遭到了歧视和压抑，即便偶尔公开见之，很快也会被视作“异端”，极富政治危险。这并不是单纯的《人民文学》的问题，而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早期的普遍现象。
最后，《人民文学》创刊早期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它的文学批评方面。作为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主要刊发作品而非专事文学批评。这与刊物多次提到的需要加强文学批评的言论其实并不矛盾，两者显有主次之分﹔文学批评自然也是刊物内容的重要且必需的组成部分，同时，与《文艺报》的文艺（文学）批评有所不同的是，《人民文学》更倾向、侧重或提倡正面的、肯定性的、鼓励的文学批评，重视针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和理论探讨，而对于“极端”、“高压”和“霸权”言论以及吹毛求疵的批评，《人民文学》显然是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制的。
最能表现《人民文学》的批评性格的是，在一些否定性、批判性的文学批评实例中，刊物的行为（表态）往往是“被动”的，有时，甚至还采取了回避、沉默的姿态。例如，公开见诸《人民文学》的第一次重要文学批评事例是针对方纪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第一卷第五期），由于《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对这篇小说的批评文章，《人民文学》不能不对此有所响应。第二卷第一期，它采取的处理方式是，“转载”《人民日报》的批评文章，同时选择“较为中肯”的一篇批评来稿“删改”后同期发表。从这组批评文章的“编者按”中不难看出，《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收到的批评来稿其实还另有几篇。
第二卷第一期还刊发了另一篇批评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文章，文前也加有“编者按”。按语一方面对批评文章作了基本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篇文章的缺点是对于陈学昭同志这样一个具体作家还并没有作历史考察。”从中可以看出刊物“保护”作者的态度。最后则表示，本刊“愿意发表”“真有比较切实的对读者和作者有益的意见”，第二卷第三期又发了陈学昭的响应文章《关于〈工作着是美丽的〉》。“没有比较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这是《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第一卷）自我“检讨”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改进我们的工作》，第二卷第二期）。
现在来看，与其说这是刊物的弱点，不如说恰是刊物有意采取的策略和方针。但对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显然有着自己竭力坚持的主张和原则，从第二卷开始，《人民文学》增加了批评文章的数量，但同时也公开发表了刊物对于批评的批评，指出“看问题过分简单片面或者专门吹毛求疵的批评也是不应该提倡的。这对于创作，对于批评风气，都会起一种不好的影响”。对此，刊物还举实例予以了批评，并直言宣告：“像这样的批评，本刊不打算发表的。”
除了批评性的文章，刊物还强调的是，“对于较好的作品的推荐和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方面”（第二卷第三期《编后》）。观点之鲜明，颇可见出《人民文学》创刊时代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性格特色。
《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文学批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而且主要着眼于本刊物所发作品。（如对第一卷第三期所刊秦兆阳小说《改造》的批评，详见第二卷第二期。）但最费人思量的是，当时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一卷第三期）的全国性批判风波，居然在《人民文学》上了无声响，全无反映。这种“沉默”足称特例了吧。然而，到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时，《人民文学》终于不得不为此作出“深刻”检查，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参见1952年2月号所刊《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作为全国文协（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显然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作家）的功能。这种功能显然也是为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建立而服务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被视作《人民文学》之创办的最深刻动机。在实现动机和发挥功能方面，《人民文学》是采取过具体而有效的措施的，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一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启事”，内容是向全国作家征询1950年的“创作计划”，具体问题有七项：什么作品？主题？形式？字数？完成时间？何处发表和出版？有何困难？最后注明：“以上各项请你详细告诉我们。”
从第一卷第六期起，《人民文学》分期刊登了“一九五零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结果，方纪、田间、吕剑、何其芳、周立波、洪深、秦兆阳、袁水拍、孙犁、马烽、康濯、张庚、贺敬之、杨朔、碧野、赵寻、刘白羽、萧殷、萧也牧、关露、卞之琳、老舍、徐迟、（冯）雪峰、勒以、巴金、柯灵、魏金枝、唐弢、徐调孚等大批作家榜上有名。第四卷第一期又发布了“一九五一年文学工作者创作、研究、翻译计划调查摘录”。
不难想见，通过这种方式，全国范围的文学创作概况及趋向，基本上或主要的都可以获得掌控了。其它途径则由自发来稿（大多是业余作者）和约稿、组稿等方式来实现。总之，《人民文学》以其权威性和代表性高度充分地掌握着文学界的具体主导权。（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等，连续发布了“一九五零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罗列出了丁玲、老舍、方纪、白刃等作家的创作实际完成情况。）
最后，再择要介绍一些《人民文学》创刊时代的重要细节。《人民文学》的“编辑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1952年3、4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编辑成员有严辰（厂民）、秦兆阳、古立高、吕剑、王燎荧、韦荌共6人，还有一位通信员。其中严辰任执行编辑（即编辑部主任）。
编委大多挂名而已，创刊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未开过一次正式的编委会议，较常理事的是何其芳（终审理论稿）和赵树理。1952年3、4月号合刊起正式列出编委名单，共有四位：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50年代初，新进编辑有郝芬、赵宗珏、唐祈、李古北、何路等，陈涌（杨思什）继严辰之后任编辑部主任。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也可说是“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详见1952年2月号《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等），以致影响到了刊物的正常出刊时间（3月份未能出刊）。
创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发行均由新华书店承担﹔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为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又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者依旧。早期版本分甲种纸本和乙种纸本，两种分别出版（时间略有先后）。版权页上注明“本刊文字均保留著作权”。刊物标明为月刊，首期出版是1949年10月25日，但第二期则为当年的12月1日﹔此后正常，均在每月1日出刊。
刊物严格遵守、实行稿费制度，对不明地址作者的稿酬，多次在刊物上公示，催其联络以便寄款。甚至连转荐他处发表的稿件及稿酬，也会在刊物上公示告知作者。此外，编辑部公开承诺的审稿时限是“尽量做到一星期内就给回信”（第一卷第六期《编后》）。这在后来根本无法想象，可见当时编辑工作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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