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迟
释义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在明朝以及明以前，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清朝中前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再是枭首，最后肢解。
明朝时期，凌迟一般比较精细，大多数凌迟都超过千刀，比较典型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据说第一天割完后，刘瑾还喝了一点粥，第二天继续。
到了清朝之后，凌迟的刀数大不如前。大致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其中，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四刀切两腿。
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４日的《陈情奏表》，终于得以正式废除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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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亚洲和中东的民族尤为偏好此刑。该刑的关键在于将人体零敲碎打，直至死去。
波斯帝国对于反叛者的凌迟是四等分四等分地切。古罗马人处理女犯时先割去双乳，对男犯则先去其生殖器。古希腊人在割肉时还要加上剔骨的程序，弄得犯人每个都像木屑填充的布娃娃。但比起中国人，其他民族都显得粗糙。中国人将凌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之堪称绝技。行刑开始时，刽子手会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结，以免他喊叫。然后迅速地包扎出血伤口，最先动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须只有指甲盖大小。杀一个成年人必须要施３３５７刀，刀刀须见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盘将其贴在上面供观众鉴赏，并要得到赞赏，如果犯人在规定刀数前死去，刽子手将被观众嗤之以鼻，并有可能丢掉饭碗。
凌迟——中国「酷刑」简史１９１０年代“凌迟”开始在欧洲声名大噪，因为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法国士兵所拍摄的照片，当时藉由明信片形式编辑成册，开始大肆风行，然而酷刑早已在 １９０５年4月宣告废除。“凌迟」”，在法国被视为“中国酷刑”的极致代表，引发无数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灵感，甚至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０年乔治·巴岱耶的照片集发行出版，这些照片後来曾被陈界仁重新绘制。这些图像象征着中国及其历史、文明，类似的风格至今仍然持续影响著西方人。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凌迟”俨然化为中国刑罚系统中最典型的惩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凌迟与古代刑罚大相迳庭，它应该属近代的刑罚。虽然“凌迟”一词最早出现在第十世纪，直至十三或十四世纪才正式编入刑律。无论就刑罚的本身或其名称来看，很有可能不是起源自中国。此外，１９０５年法学史家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极刑获准，也是以此作为论据之一。毕竟“凌迟”不合乎中国的法学精神、刑罚特性以及应用方法，看起来比较类似“特殊法”的惩戒类型。当然，这项特殊法是隶属于帝王的司法系统，《元律》有记载执行。不过，经过仔细观察之後，建立非刑之正的处罚，毕竟违反正常的法学精神，从建立到废除为止，文人始终称之为残酷、不人道的处罚。
凌迟，是一种肢解的惩罚，即包含身体四肢的切割、分离。清朝末年拍摄的照片，显示为真正的“八刀刑”处决。八刀刑，刽子手利用一篓编上号码的锋利刀具：第一刀，切胸口（一律从左侧开始，下列其他部位亦然）；第二刀，切二头肌；第三刀，大腿；第四刀和第五刀，切手臂至肘部；第六刀和第七刀，切小腿至膝盖；第八刀，枭首。支解後的尸体残骸放入篓子里，头颅则公开示众，期限不定。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一般俗称为“十六刀”、“三十二刀”、“三百六十刀”……，不过我们不清楚是否真有这些数目，或只是虚构的数目。明朝时期的“刀”，有切伤和“多”之意，数目累加，行刑时间延长。１５１０年宦官刘瑾涉嫌阴谋叛变，被判处“剐刑”三日，不过第二天他便死去。这是一件特殊的案例，宦官为人憎恨而受极刑，被判处最重的大逆罪；《明史》未曾提过刘瑾遭受“凌迟”之刑，而是“磔於市”，属於“弃市”形式，明言必须公开行刑。
若要区分“凌迟”和其他类似刑罚的差异，并了解清朝以前“凌迟”的做法，著实不容易。当我们益加深入探寻这种刑罚的起源时，较为清晰的相关资料愈显得不足。我们须先区分：一方面，这些刑罚做法包括肢解；而“凌迟”一词的出现，则指明支解刑法的合法性。
如果古代刑法志，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诸多将帅、官吏被处以斩断的案例，最恐怖的细节可以联想到厨房的菜单。透过阅读这些历史的插曲，令我对“凌迟”的起源感到迷惑。当然肉体的切割有两种情况：所谓“脔”等极刑时，是将肉体割除殆尽，犯人变成食人者的肉，仇家可在自家厅堂饱食大餐；而“凌迟”之刑则相反，肉体被支解後，人形尚可辨识，事后悬挂街市展示。此外一项基本的差异为：“脔”刑案例极为罕见、独特，官方史学家细心将此保留，作为残忍、可怕的暴君范例。这些案例固然恐怖，但都是轶事，甚至可能只是传_。相反地，从十一世纪末开始，“凌迟”即是确有其名且经常施行的刑罚，并非仅是轶事或传奇，而是真实的骇人史实。
我们同样也找到诸多类似惩治叛乱谋反的“凌迟”刑罚，例如６１３年隋炀帝判处谋反者肢解、穿箭与灭族，而同样地隋朝也曾删除《隋律》中的肉刑。这类刑罚除了运用在司法审判，战争时期也会采用，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见到类似刑罚，通常称为“磔”或“支解”，所以经常会令人联想：“凌迟”一词并非应用于一种肢解的肉刑，而只用於法庭的法律裁决。所有的关键问题在于了解：如何于特殊案件使用极端的方法，而能在法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成为一种法律上的完美“刑名”，法官经常得以藉此宣判。
起源与神秘之名“凌迟”二字最早出现在《辽史·刑法志》，指名为一种肉刑的名目。这个名词非常神秘，无疑的是汉人文字和草原民族契丹语的结合。
我们可以在前几个朝代找到几乎相同的名词，不过第一个字最常出现为阜字旁的“陵”；“陵”的意思为土丘；“迟”字则不能解读为现代汉语的“迟到”，而是“逐渐铺平”或“刮平”的动词。具体而言，“陵迟”可以指为逐渐铺平或刮平土丘，意即一座坟堆，宗族的集体冢。不过，有些朝代的史篇记载具有象征意义：“陵”，斜坡或运河沿岸土堤，代表制度、律法，所有国体的划定界限；“迟”，代表界限的下沉与崩塌。所以“凌迟”意味著衰落的起始，此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防制度的崩塌。因此，这个名词和刑罚系统没有直接关联，一直到辽代才用来指称一种肉刑。写法上有些差异（人们发现有写作“持”，而非“迟”），冰字旁的“凌”变得比阜字旁的“陵”常用。《宋史》中还同时采用两种写法，不过从元朝开始，只能找到第二种写法，也就是冰字旁的“凌”，而且永远只作为刑的解释。古代的写法只有在古籍出现，後来的人不再采用。从此“凌迟”只是肉刑的名字，少数博学多闻的人才会记起它从前的意义。
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非常肯定地，它原本是契丹语的一种名词，发音非常接近汉字的“凌迟”，它是契丹辽代政权下所使用的一种肉刑，可能是利用小刀切割被缚的犯人。几经考量之後，这个名词就固定用来指称辽代统治中国所施行的此种肉刑。
对于研究刑罚系统改革的中国学者而言，这种刑罚具有蛮族的血性，它的名词晦涩难懂，虽然不属於为“五刑”系统，但非常明确的具有汉人的字词。然而，将人缚在木桩上刮杀、切割，不仅是蛮族地区或异国朝代的处决，凌迟手段愈来愈频繁、系统化、萧规曹随，宋朝传至元朝，明朝承续後，又传至清朝。这几个朝代的中国，如同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一样，继续将之传承下去。施行各类凌迟之翘首，首推对抗蒙古大汗、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他颁布《大诰》，已以「凌迟」之刑惩罚各式犯罪，特别是官吏的贪污，甚至无论财物数字如何微小。
极刑的持续扩张汉朝以后，中国古代谨慎定义律法的刑罚规范。一个好的王朝必须尽力抑制死刑的数量，必须废除最残酷的肉刑。因此，隋朝为他们的权力制定了“五刑”：笞、杖、徒、流、死。唐朝也采行这项系统，后来的几代亦相继跟随，唐朝的刑罚有明显减轻。如果有司为了逼供而施以折磨，那么绞刑或斩首的死刑，便不能理解为，使被告遭受痛楚——７４５年的唐朝甚至考虑废除死刑！自安史之乱起，战乱频仍，因此经常施行极刑，当时进入一段难以解密的时期：理论上，隋朝与唐朝仍旧施行五刑的系统；实际上，从法典来看，则规定了许多更残酷的做法。
宋朝“凌迟”刑的持续扩张，但同样地王权拒绝更改刑律，因此《宋刑统》仍然不见“凌迟”的名目。首先，它是遵循人类宗教的牺牲教义，用以对抗流血叛乱的紧急措施。宋真宗诏令禁止大臣杨守珍支解叛乱者。宋仁宗时，王安石变法爆发党派之争，除了凌迟，腰斩也成为当时经常使用的刑罚。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指出，大臣用这些刑罚吓阻想要谋取皇位的官吏。南宋时期，凌迟的刑罚愈来愈多，但也有官吏反对，例如陆游的陈情奏表，我在后文仍有描述。“凌迟”从来不曾编入宋朝的法典，因此想要了解实际的施行情况相当困难。我认为：用於惩治叛国罪中的叛变、共谋，仍属有限，这是可能的情况。
元朝正式将「凌迟」明定为刑法的一种死刑。其次的重点是，他们将它视为蛮族对汉人宣扬威权的工具，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元朝法律和南宋末年一样，将凌迟予以合法化。元朝初年，凌迟不再成为暴动镇压、危险宗派的一种极端手段，而成为特殊犯罪的常见刑罚。凌迟，从元朝编入法典一直到１９０５年清朝废除为止，主要用来惩罚三大类的犯罪：
谋逆君主之罪：重大暴动、叛国、谋取皇位。
伦常之罪：子女谋害父母、弟幼谋害兄长，妻子谋害丈夫、奴仆谋害主人。
凶残与不人道之罪：活生生斩断他人四肢（施以巫术）；杀害同一家族三人以上；组织帮派以制造恐怖。
第一类和第三类仅是将古代的肢解之刑予以合法化，附带一提，相当接近欧洲的犯罪惩罚：在法国，谋害君主之罪，处以四马分尸的极刑，帮派首领须遭受轮刑；在英国，他们采用裂体之刑，和中国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行刑、支解，一直实行到十八世纪为止。
中国人有加重刑罚的特质。
首先，第一个特质是君权与父权的同义化。尊亲属如同他们王国中的皇帝一般，是受到保护的，妻妾、子女、仆人是臣民，有共谋权位的倾向。在西方，弑亲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还不到惩罚谋害君主之罪的程度。唯有中国人，将独创的方法发扬光大，以平亲属之间的叛乱。
第二项特质是“凌迟”的宣判株连三族，亦即所有父系与母系的尊亲属！甚且，有更荒谬之处，叛乱大都个人所为，但宣判时却视为家族之罪。尽管只有朱元璋有意推行这项法则，大力清除公职官员；但是不要忘了，他的儿子永乐曾屠杀忠于前任建文帝的方孝孺，以及株连他的家族超过八百人。後来，“三族”法不再是株连尊亲属的死罪，而改为放逐。清朝的时候，只有成年的儿子会被放逐，时间长短不定。清朝延续明朝的法律，不过刑罚有减轻，包括第一大类的谋逆君主之罪。因此，文字狱案件经常判处凌迟刑罚，不过任何罪犯都不至于如戴名世等人，真正地遭受枝解之刑，他们所犯之罪可以改为斩首或赐死。相反地，其他伦常之罪、凶残与不人道之罪等两大类犯罪，尤其是强盗罪，则会处以凌迟之刑，一直施行到清朝末年刑法改革废除为止。
凌迟起始至废除的文人反抗凌迟，出现在９２０年的辽代，十三世纪末成为一种法定的刑罚，１９０５年废除，大约比欧洲晚了一个世纪之久（１７８９年法国废除轮刑，１８１０年英国废除裂体之刑）。废除凌迟，是朝向施行西方法典的第一个措施，监禁、罚款取代原来的肉刑，并节制绞刑。
有些人发觉到“凌迟”的不人道酷刑，即认定中国人崇拜欧洲的法律与观念，这是一项严重的错误。从宋朝之後，就不断出现限制或废止凌迟之刑的声音。当时可证明废除凌迟的最好例证，就是伟大诗人和官吏陆游的《陈情书》，这篇文字在当时是出人意外之举：他认为只需斩决取代凌迟，慷慨激昂地辩护废除凌迟的好处。其实，陆游的论点可归纳如下：（一）残酷死法、暴露器官，使国族不受尊重，妨碍实践教化的使命；（二）打压最恶劣的反对派，不应以牙还牙：支解罪犯并不合法理，即使他曾经支解过别人；（三）汉朝和唐朝两代同时提供革新与有效的刑罚系统，放弃酷刑。因此，他认为应该限制并废除凌迟与其他酷刑。
这篇文字经常被反对凌迟的文人引用，他们提出各种不同的论点。在此本人仅引述最重要的几则：清朝初年的法学家王明德，１６８０年印行的《读律佩》著作中提到，凌迟为五刑之外，因此为“正法之外”的刑罚，或者“非刑”。的确，尽管各朝皇帝采用，其实并不是合乎法理，有违中国刑罚的精神。擅长考证的大文人。所有的争论在文人间流传、蒐集，清朝博学的法学家薛允升，他的两本著述《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对於清朝末年刑法的变革也有深远的影响。他大量引述陆游、王明德的观点，力陈恢复汉唐，不将凌迟纳入刑法之中。他的门生沈家本，也采用相同的论述，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４日的《陈情奏表》，终于得以正式废除凌迟。
当然，在帝王的统治之下，文人建请废除凌迟、或减少死刑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他们必须承受沈重的外在压力。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太平天国以后，类似死刑在清朝末年非常频繁，因此凌迟废除数月前，法国使馆士兵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拍摄到三个不同死刑犯的凌迟照片。这些照片不利於中国的过去，化为恐怖的证物。但是如果有一张照片，或者一位摄影者能拍摄到类似凌迟的英国或法国酷刑的画面，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中国酷刑”，不仅是法律史上的客观事实，我在此强调，它同时也影响欧洲人，在须臾之间留下对中国的某种观感。这是历史中常见的例子，但是它是新颖的，西方文明第一次拥有科技的方法，将视觉定格于纸上。在此，历史学家们应该留给这位艺术家一些空间，他深知尽情展现蔑视权力暗藏，支配者操控的不凡观点。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凌迟的发展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宋后废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９４６），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１０７５），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景德年间，御史台曾审问杀人贼犯，定案之后，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剐”字原作“呙”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卨”，明朱国帧《通幢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卨之”。并注解说，卨，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
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仇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水游传》中也有这样的情节，请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
（李逵）说：“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以上所引用《水浒传》中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形，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万历七年（１５７９）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另外据民间传说：凌迟在中国并未真正实施，真正的凌迟是在明朝，一个太监犯了谋反罪，皇帝钦定3600刀，侩子手有严格的规定，一刀不能多，一道不能少，必须在第3600刀才能死去，而且要把所有的肉割掉，因为有内脏，人并不会立刻死去。3600刀后，要求出现一副完美的人体骨架
实际上，明代的凌迟之刑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道用刑峻酷，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时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
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１６２２）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祯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那是同治二年（１８６２）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