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伯骥
（1915年—1934年8月1日）革命烈士。祖籍浙江会稽。生于广州市。中学读书时成绩优异，直接升入中山大学社会系。与中大进步教授接触密切，深受影响，积极参加中大抗日剧社的活动。任《新启蒙》、《星光》、《新路线》等进步刊物的主编，发表许多文章。是1934年1月成立的中国文化总同盟（简称“广州文总”）所属“社联”负责人之一。1934年1月，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同年8月1日，英勇就义。
凌伯骥又名阿忠，原籍浙江会稽，生于广州市。凌伯骥烈士是“文总”属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广州分盟（简称“社联”）的执委，负责宣传工作，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大品学兼优、才华出众的学生，是六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祖上因南来做小官吏而定居广州，父亲凌彭庆，当过文书、录事之类的小职员，一家七口人全靠他一个人在河马厩里当文书所得的20元月薪来维持。因此，生活十分困难。母亲俞氏，生下鸿业（即伯骥）、鸿超、鸿成、桂文四兄妹，伯骥为长。不久，母亲俞氏也亡故，为了照料家庭，父亲又娶了南海人傅冠雄为续房，傅氏生下一男孩叫鸿熹。傅氏为人贤惠，待前妻子女如同已出，而凌伯骥兄弟也十分孝敬继母，亲切地称傅氏为阿姑，大家互相爱护，一家数口人过着和睦的生活。傅氏非常疼爱伯骥，甚至当伯骥后来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时，也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掩护。
凌伯骥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秀，年年考试第一，因而不仅可以得到免费中学读书时成绩优异，还可以拿到一笔奖学金。由于学习成绩好，小学未毕业直升跳上中大附中学习。又由附中二年级跳升中大预科，然后直接升入中山大学社会系。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凌伯骥在中大附中到中大预科学习期间，都是半工半读，除了完成学业以外，他还在“广州市土布同业公会”里担任文书，帮“公会”抄抄写写赚点钱来帮补家庭。凌伯骥自幼勤奋好学，特别喜欢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为了节省买书的钱，他经常到卖进步书籍的神州国光社书店去秘密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大部头的马、恩著作。因此，他阅历甚广，学识渊博，十八、九岁时，就敢于与中大有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张东荪教授等进行辩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驳斥他的唯心主义观点。
凌伯骥为人正直，风义勇入为。1933年3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害怕真理，对学生中进步的刊物加以摧残，当时中大进步学生严蒲特主编的进步刊物《天王星》竟被宣布为非法刊物，暗中在中大传达室设密探，监视学生领信件。正好有一名学生误取了严蒲特的信件，就被当场抓去公安局，另一位中大学生肖宜越，也因借《天王星》与前一位同学看过而受株连，也被逮捕。事件发生后，学生哗然，凌伯骥便与邓克强等发动了32个学生联名上书给当局，要求立即释放两位同学。在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强大的压力之下卒之迫使当局释放。
凌伯骥在中大社会系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以及温盛刚、谭国标的思想影响，思想倾向进步，政治上也日益趋成熟。“九.一八“事变以后，整个中国处于动荡的时期，在中华民族处于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凌伯骥与广大革命师生一样积级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与温盛刚、谭国标等进步教师取得了密切联系，参加了“广州文总”和“社联”的革命群众组织，并被中国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推荐为执委，与江穆一起负责宣传工作。他白天读书，晚上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参加社联的各项工作，领导读书会，出版革命刊物《星光》、《新路线》，并且担任中大“文艺研究会”的编委，负责主编《新启蒙》第一期，他就写了《前言》（诗）、《编后话》、《铁工》（诗）和《艺术科学论》等四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时代的特点。
凌伯骥不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且还经常与伍乃菌等一起，在三角市，丽水坊57号家中刻印传单，有时通宵达旦地干，为了避开密探，他还经常与一些革命分子到银河公墓或山头野岭去开秘密会议，汇报情况，研究工作。在宣传发动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成绩。1934年1月29日晚，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包围了凌伯骥的家，他知道出事了，赶紧将一本《共产党宣言》交给阿姑，并把其它文件、传单销毁。凌伯骥被捕后与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关在公安局第二仓内，在狱中，凌伯骥坚贞不屈，宁愿忍受各种酷刑的折磨，始终不向敌人供出“文总”和“社联”组织内部的情况。
1934年8月1日下午，凌伯骥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横加杀害。就义前一天，他写了三封遗书，托一个同情革命的狱卒送给予家属。一封是给父母的，叫他们不要伤心，注意保重身体，就算少了一个儿子；一封是给他弟弟，叫他们好好做人，将来成为中国的好青年，另一封是给亲密的战友伍乃茵，表明自己“一点也没有遗憾，要她好好做人，坚持革命到底。”从这些遗书中，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凌伯骥牺牲时，还不满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