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鼎制度
关于“列鼎制度”，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随的其他铜器如簋等都是“礼器”，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是贵族的专利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则是日用陶器。这种以陪葬礼器组合来“辨等列、明尊卑”的制度，在周人墓葬的考古发掘中获得证实。湖北京山相当于王国君的高等贵族墓，随葬九鼎八簋；上村岭虢国墓中，相当于公卿大夫的中等贵族墓，随葬七鼎六簋或五鼎四簋；同地相当士的末流贵族墓，随葬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与此相配合的是：五鼎或五鼎以上的贵族，可随葬真车真马；而五鼎以下的贵族，只能随葬象征性的车马器；同时，三鼎或三鼎以上的贵族才能用双重椁。
列鼎制度所表现的丧葬精神是非宗教性的。遵从列鼎制度埋葬先人，在意识上，等于是继承的新贵族对旧有的尊卑秩序的效忠仪式。在周人的封建宗法制度下，这个尊卑秩序是政治性的，也是伦理性的，这就是周礼的精神根源。
礼器既然代表死者生前或死后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因此陪葬礼器常有超过死者身份的现象，这现象与其说是让先人在死后享有生前无法企及的较高地位，不如说是继承的后人不安于位，这便是当时儒家痛心疾首的“逾礼”。葬礼上的“逾礼”，往往是“加等”的结果。鲁国的臧僖伯死掉，本来身份是卿大夫，因为他是隐公的叔父，“葬之加一等”；许国的穆公死了，本来身份是男爵，因为他正随齐桓公伐楚，故“葬之以侯”，所谓“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在当时“政在大夫”或“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下，擅自逾礼加等，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晋国相当于卿大夫的贵族墓里，居然用了九鼎、八簋、三套编钟与一套编磬来随葬，其逾越古礼的程度实不亚于鲁国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山西侯马地区，相当士阶层的末流贵族，也用一套编钟、两套编磬来陪葬，超过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卿大夫身份的虢国太子墓。平民墓葬中，这种“逾礼”的现象更为明显，洛阳中州路，有随葬品的165座墓，代表从春秋到战国平民墓葬的变化。除了少数有铜礼器的墓外，墓中的陶器组合在春秋早期完全是鬲、盆、罐等日用器；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个别的陶鼎等礼器；春秋晚期，陶制礼器已占压倒性优势；到了战国时期，豆、壶这类陶礼器就完全取代了鬲、盆、罐等一般陶器。逾礼的现象也表现在修隧（墓道）上，在周代修墓道是天子的专利，像晋文公那样有功于王室，当他请求周天子准他为自己修隧时，都碰个软钉子。到了战国时，修墓道不用天子批准了，不但中型墓出现墓道，连小型平民墓也起而效尤。
春秋战国以来，从贵族到平民的丧葬普遍逾礼的情形，有双重的意义：一则是王室东迁之后，封建宗法秩序大乱，象征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也发生“礼坏乐崩”的现象；一则是由于经济上、政治上平民地位的提高，“礼”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于是在春秋战国时，中国的礼制面临两个大问题：如何从维护旧礼制着手，恢复旧秩序，又如何将平民（主要是知识分子）纳入这个礼制系统中，最后一群被称做儒家的末流贵族及平民知识分子，肩负起这个调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