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古学
田野考古学是以科学方法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考古学分支学科。与此同时，田野考古学又是考古学的基础，没有田野考古，考古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物资料往往是以一定的共存关系出现的，一个或一组遗存如果脱离了原始的共存关系，它的年代、性质、功能等问题将无从谈起，其学术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复原实物的原貌及其所处的共存关系，只能在田野考古阶段进行。如果田野考古不过关，实物资料及其共存关系一旦失去，即难以恢复，就会给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带来种种困难。当今考古学发展方向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和广泛，然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合作研究的平台仍为田野考古。如果田野考古出了问题，考古材料自身层位及共存关系定位不准确，相关研究也就失去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和基础。
田野考古首先是从欧洲萌芽和产生的，起初，人们以寻找古典时代的精美的艺术品为开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曾经掀起“寻宝式”田野考古的热潮，但是，缺乏科学的操作方法。到了18世纪末，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后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发掘土丘遗址，提出层层叠压的骨架，下层比上层早的观点，已具有地层学的初步概念。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舍利曼按地层学原理发掘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田野考古学开始形成。20世纪上半叶，随着田野发掘科学方法日臻完善，一些探讨田野考古学的著作相继问世。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田野考古当中，进一步推动了田野考古学发展。
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始于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由我国考古学家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则始于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不过，安特生和李济都是按水平地层发掘的，直到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安阳殷墟发掘，提出著名的安阳三叠层理论，使我国考古地层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40年代，苏秉琦先生对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周秦墓进行类型学研究，为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夏鼐先生首讲“田野考古方法”课程，对田野考古进行系统总结。自20世纪70年代起直到80年代，苏秉琦先生逐步完善他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对全国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田野考古越来越注意同相关学科的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研究内容已经深入到田野考古中的各个环节，为田野考古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田野考古的主要内容包括野外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和编写田野发掘报告。最近，也有学者主张把田野考古对象的保护纳入田野考古当中。
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田野考古的排头兵，基本方法有：徒步调查、钻探和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考古探查。徒步调查时应注意田间、坟头、取土坑等暴露的遗迹和遗物。钻探调查是中国行之有效的调查方式，特别适合对古代墓地的调查。此外，从空中观察地上遗迹的阴影和植物的高矮，判断地面遗存的轮廓和形状，运用物理仪器检测地下物理性质的反常现象，判断地下埋藏较浅的遗存走向及形状，也不失为便捷的调查手段。
田野发掘田野发掘是田野考古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基本方法。发掘之前，要根据发掘目的与相关学科的工作人员一道设计技术路线，使学术目的明确、方案切实可行。最常见的田野发掘有遗址发掘和墓葬发掘两大类。遗址的具体发掘方法为“探方”法，即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探方”，探方内的土层以土质（松、软、硬），土色（各种颜色）和结构（含沙量等）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层，按照先上后下的顺序依次发掘。探方中每层下出现的各类遗迹如灰坑、房基、窖穴、道路等，按照从晚到早的原则逐一清理。发掘时对各种遗物如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石头、人类遗骸和动物骨骼以及测年的木炭样品等都要收集。墓葬发掘，首先确认墓葬被埋在哪层土层之下，弄清墓葬的形制、结构，仔细清理葬具、尸骨和随葬品。
室内整理室内整理是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对获取的实物资料进行分类、修复和统计及初步研究的过程。其中，最主重的是对遗物的类型学研究。按照类型学原理，对遗存进行详细分类和形制演变的研究，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编写田野考古报告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结束之后，以简报或专业报告的形式报告田野工作成果。其中，简报是对田野工作的简略介绍，正式发掘报告则是对调查或发掘工作的忠实、全面的报导。
田野考古对象的保护主要包括：（1）重要标本的永久性存放和对重要遗迹的就地或易地保护等；（2）单个遗址的保护；（3）遗址群的保护，这是近年文物保护工作出现的新动向。
当今田野考古水平日益提高，采用的手段日益丰富，整个田野考古过程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提取的样品更为全面，从而为考古学研究奠定了越来越坚实而丰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