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
文物，即历史文化的遗存物。文物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李家山，牛虎铜案，古滇国，花腰傣……作为玉溪人，好像大都知道一点，可是再深一些想下去，又有一种知之甚少的感觉。而如果问问在玉溪的外地人，大多数又是一脸的茫然。青铜文化，依然是蒙着一层千年的面纱。等待着我们去进一步挖掘……
古滇国及其未解之谜有关古滇国的来龙去脉，以前在我国的古代历史研究中几乎属于空白。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有过对古滇国的片断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在今天我们仍然知之不多，李家山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
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分别于1972年和1991年进行两次发掘。共发掘古滇国墓葬87座，这些墓室大小不一，随葬品种与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其中又以青铜器最多。
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
古滇国的魅力在于它的未解之谜，有关其种种的推测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首先是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及发展演变的情况，还有就是作为一种无文字的文明，古滇国是怎样兴起和消亡的？它的社会结构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后裔？目前的花腰傣民俗哪些得以传承和保留？哪些又发生了变异与转型？另外，神秘的澄江抚仙湖水下建筑也被估计为与古滇文明密切相关。这些话题至今仍众说纷纭。
古滇国的最大亮点一个地区的文化，也必须有自己的支撑点。“有人认为车水捕鱼、铜锅煮鱼是属于滇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古滇文化必须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界定。其实所有这些千古之谜与现代的联系线索有两个，一个是花腰傣，另一个就是铜鼓。顺着这两条线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果。”
铜鼓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世界公认中国云南是起源地。铜鼓，由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器、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
铜鼓从云南一直流传向广西、东南亚一带，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怎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铜鼓的起源、铸造、演变和传播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再现世人的面前，是当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课题。由此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我们很熟悉的茶马古道，从李家山墓地发掘出的琥珀珠和贝币来看，更证明了当时与缅甸有商道可通，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国的一种远距贸易。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李家山青铜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类似的之处。三星堆文化现已上升到了长江文明的起源的高度。而中国北方和中原的青铜文化由于交流频繁，所以又有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近亲繁殖的现象比较突出，体现在出土文物上风格造型的大同小异，惟独李家山青铜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几乎和东汉以前的北方文化无任何交叉点，无论造型、纹饰，还是所表现的主题，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算是中国青铜时代中最活泼最灵动的构成，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想象力，是云南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面对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产生创作的莫名的冲动。特别是贮贝器和扣饰，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国青铜器的精华。还有青铜冶铸工艺上采用的失（蚀）蜡法（此类铸造工艺最早很可能起始于云南），难度极大，铸造精致，可以说是当时工艺技术上的巅峰，曾对飞机发动机的精密制造产生过影响。作为一个云南人，我们完全可以为先民的这些辉煌成就而感到骄傲。
保护和开发整个古滇国的面积涉及昆明、玉溪和晋宁等地方，如果从产业的角度进行开发的话，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怎样协调和品牌竞争的问题。玉溪有关部门也有过关于“古滇青铜文化园”的初步构想，但由于资金、技术和开发所有权的纠纷而难以完成，实际上这样的项目单靠哪一方面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把各种力量合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难度。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对青铜文化的宣传很多，基本上从各个角度各种渠道都做过，但开展的仅是些基础性的工作，而更深入的挖掘和投入还尚待实现。包括一些相应的保护，持续性的投入都需要用全新的视角来体现。要把这些变为现实，最终还需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
对于博物馆陈列的器物，目前也不能充分体现古滇国的全貌。观众在参加过程中感觉比较单调。怎样解决观众感官上的不足，怎样展示滇国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画卷，追求陈列的形式美及视觉冲击力，怎样拉近古代文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是博物馆值得思考的课题。
有观点认为：如果能复原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复原当时的村落，复原当时的祭祀活动，甚至创造生动的情景，让观众进入当时的生活景观体会感受，可以引导和激发人们对遗址游览、观赏和保护的兴趣和好奇心。在遗址周围还可以规划开发成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有着浓厚民族、历史韵味的新型旅游资源。
诚然，李家山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要珍视和保护，而且还要持续利用，让青铜文化的鲜明特色发挥出来，把这种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地融入到经济生活中。就文化讲文化，或机械地把文化看作是经济的简单反映和要求，以及被动等待都是不可取的。在宣传和保护的同时，也不要只停留在表面上，要注意挖掘文物内涵以及深层的含义。玉溪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子，最好是突出特色和优势，像李家山青铜文化和玉溪绚丽多彩的花腰傣民族风情相结合就很值得大书特书。
文物与旅游看起来是差异很大的两个行业，其实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比如让人们在街上能见到各式各样的青铜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还有被赞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的澄江帽天山动物群，门类齐全丰富，个体保存完整，在古生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广泛涉及到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又开辟了更为重大的科学研究领域，寒武纪生命之谜引起了世界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同样值得宣传和开发。用文物优势发展旅游业，然后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文物的保护工作，就可以使两者真正做到“双赢”。
归根结底，这些工作还是要政府来规划，必须借助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学术机构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实现的。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既需要通过政府来统一组织、协调和实施，又需要集合多方面力量、多个要素的作用来推进。这就需要一大批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具体的开发建设；其次资金的筹措和投入的渠道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同经济产品一样，文化产品的产生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市场中也同样要竞争，同样面临着优胜劣汰的挑战。怎样走精品之路，怎样表现时代特色，是每个参与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古滇国文化的重要性
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有魅力最有内涵的时期。因为它涉及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李家山青铜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体现了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充实丰满云南省的历史文化形象。这些文物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疏理几千年前历史的脉络，勾画出滇国史和滇文化的框架。它告诉了我们云南历史上究竟出现了些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李家山出土文物成为了社会学、民族学、美学、神学甚至宗教研究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到和推测古滇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李家山青铜文化可以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海外，有不少的研究机构，比如日本就有一家共300多人的李家山青铜器研究会。而作为重要墓地的李家山，也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和盗掘，这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是非常遗憾的。为什么盗墓现象如此猖獗？反过来也说明文物在海外非常有市场。而文物的流失，不仅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也对相关的研究造成了破坏。
文物的价值要通过研究分析，不断地辩明，“发掘”（这种发掘是史料性的）才能得以最大意义地保留。当前的遗憾是有关古滇国文化的本土研究人员相当少，尤其是象张增祺老先生这样的专家更少。
在采访中，我也同时听到了不同的观点、想法和冲突。
“李家山文化重要的是文物价值，有一定的考古和历史的意义，但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既没有多少吸引力，也显得毫无关联。我可以反问一下，有了这些古迹的存在，就可以证明我们现代人很优秀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未来的设想，对今后文化走向的构想，而不是把宝押在一堆文物上。把眼光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古人身上是没有出息的。”
“我认为古滇国文化已经寿终正寝。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就象我们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巴比伦文明还活在伊拉克一样。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遗忘，特别是当文化与切身已不太关联的时候。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和思想语言都逐渐被西方化，这是一种潮流。古滇文化与玉溪人现实的生活相距太遥远了。怎样让它们彼此理解，血脉相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迫切要重视的是当今我市的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才是城市文化的希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名人和远古时代上。像我到西安，西安人就说，兵马俑是历史的，他们承认和现代的西安人没有多少关联。而我们玉溪某些人，一提到李家山，就显得无比激动，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有什么可激动的呢？我们抓了一些什么好的项目？实实在在地做了些什么事？”
“对于李家山文化，我觉得可以走人文旅游的路子，但吸引的应该是外地人，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吸引力还显不够。普通老百姓对李家山文化兴趣淡漠，毫不关心，这也表明了普及工作的不到位。借此我想谈谈玉溪的文化氛围，就拿聂耳来说吧，大音乐家！可对玉溪的音乐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玉溪人民的音乐素质如何？可以不客气地说，玉溪目前的音乐成果是最差的，我指的是软件方面，没有任何有影响的东西。如果聂耳成了玉溪音乐界空前绝后的人物，那是不是玉溪人民的悲哀？
玉溪很多年轻的艺术工作者，很好的苗子由于缺乏重视和支持，创作激情和作品质量都出现了滑坡。我觉得当前应该下大力气培育文化的氛围。对一些有成就的画家、戏剧家、作家等，有关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扶持。聂耳是名人，李家山是名地，但都已成为历史了，虽然永恒，但却是遥远的永恒。我们需要的现在和未来，要的‘与时俱进’。”
传统、现代与未来传统文化的含义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千万不能将深厚、丰富的文化历史作为包袱，唯有如此，才能在当今的时代里建立自己新的文化内涵。
文物把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信息重新完整地传递给了后人，文物的存在是世间的一个奇迹。那些先人的遗泽让我们这个世界更为灿烂生动。这些遗物或者遗迹，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玉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一个城市真正的特点，一个城市情感真正的载体，并不体现在经济力量上，恰恰是存在于精神价值之中。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文化的破碎和断裂。这里既有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侵入，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曾几何时，我们把传统古老的文化统统不加分辩地扫地出门。事实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缺乏尊重的表现。我们应该怀着谦逊的态度研究这些传统文化，了解我们先祖对自然和世界的看法，从中开发丰厚的精神资源。玉溪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份历史感。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断言：“如果中国把自己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将是这个悠久文明复兴的先声。”
文化传统是一面镜子。历史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为各种有关玉溪的叙事提供基本素材、叙述角度、象征及其意义。所以，它也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家”的身影，以及源自内心的情感的深度。
文物是传统文化的依托，又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李家山文化不应该是零星的，散乱的，也不能只是现代生活的幻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元素和历史积淀，它应该成为玉溪永恒的童话，成为玉溪人民心灵史上的一种永久追忆。
古滇国历史沿革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楚将庄蹻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其目的是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
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发兵到滇国，以武力威慑滇国，滇国归汉。汉王朝在今晋宁县等地区设益州郡，汉王赠滇王“滇王之印”，从此滇池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
公元225年，诸葛亮为平定孟获等南中大姓的叛乱而南征，这年秋天，三路大军在滇池地区会合，平定了南中4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
公元763年（唐朝广德元年），南诏王阁罗凤到达昆明地区，认为昆明一带“山川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于是在公元765年，令其子凤迦异在昆明建拓东城，拓东城成为南诏用以控制南面的交州和东面的曲靖等地的东都，后来拓东城改称为东都，后来改为鄯阐城。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宋代）大理国前期，大理国在今昆明地区设鄯阐节度，其辖境略与南诏时期的拓东节度统治区域相同，其境界与元代中庆路范围相同。大理国时期鄯阐府、巨桥（今昆明）属高氏世守之地。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进攻云南，攻克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逃到昆明。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率军攻克昆明，擒获段兴智。公元1273年6月，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1276年赛典赤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行政中心迁到昆明，从此昆明正式成为云南省省会。
赛典赤多次兴修水利，并建松华坝。
公元1381年8月，朱元璋调集30万军队，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将，向云南出兵征讨。12月，明军于白石江败元军，蓝玉、沐英攻进昆明。梁王逃到晋宁跳滇池自杀，明军进驻昆明。1389年，沐英入京拜见朱元璋，回滇时带江南军民百万到云南屯田。1392年至1398年，沐春又移南京人口30余万入云南。
公元1647年，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抵达昆明。四将军在昆明统治了一段时间。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护送到昆明，拥永历为帝，在昆明五华山建皇宫。
公元1658年12月，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李定国拥永历帝逃入缅甸。吴三桂于次年攻占昆明。1662年，为向清示好，缅王猛白缚送永历帝给吴三桂，永历被吴绞死。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1681年清军镇压了吴三桂叛军。
李家山——古滇国中心新世纪伊始，江川县李家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家山为什么会获此殊荣，让我们看看作者所知的一部分资料：
1972年春，在李家山发掘战国至东汉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闻名遐迩的牛虎铜案出土于24号墓。这次发掘虽然是在“文革”中，但是发掘一公布，就轰动了海内外。1989年江川县人民政府将李家山公布为江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隆冬至次年初夏，又对李家山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古墓50余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1993年1月，李家山发掘被国家认定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3年，中国文物精华展在上海举行，国家文物局指定云南省送展李家山文物。“十一”国庆，李家山15件(组)文物被置于上海博物馆显著位置展出，又一次轰动海内外；
1993年11月，李家山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行内人都说，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1999年，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赴美国巡展，其保险金额达1000万美元；在我省被定为国宝级的5件文物中，李家山有2件。
据专家探测，李家山大约有古墓200余座。仅从已发掘的80余座来说，其青铜器数量之多，文物价值之高；其表现形式之特，文化内涵之深；其制作之精，工艺之绝，在当今也属罕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李家山埋藏着古滇国的灿烂文明!
并不平凡的李家山
李家山就在星云湖西岸之滨。作者之家也在星云湖畔，相距大约十公里。李家山出名后，近三十年，我先后数十次登上李家山。在山上山下进行过多次观察。李家山位于江川县城之北约十五公里处，是星云湖畔多依山的支脉，山势东南走向，海拔1778米，山脚至山顶高差约60米。登上李家山，前方海阔天空，星云湖尽收眼底；后面靠山厚实，多依山蜿蜒巍峨。
李家山，有人叫它为虎山。李家山就是虎头，多依山是虎身，你看它像一只下山猛虎，凸腰缩背俯视着星云湖，好像随时准备咆哮着冲向湖中；有人说李家山像一把巨大的顶天立地的交椅，多依山是靠背，李家山是右侧扶手。
从远处看，李家山确实并不起眼，相貌平平，它不能算雄伟，它在周围众多的连绵起伏的群山中，甚至于显得矮小平庸；它也谈不上秀丽，山上有稀稀疏疏的几棵树，也不是什么古树名木。
如果把李家山看作一只虎，那么虎头下有早街，虎腹下有海西，虎尾处有西山这三个村落。李家山东北方一公里处就是龙街。龙街是一座古城。汉代时的俞元县，县治到底居何处，众说纷纭，特别是随着抚仙湖水下建筑的发现，“俞元县城何处在”变得扑朔迷离。作者1985年曾著文提出俞元县治就在龙街，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而且身卑言轻，不作定论。俞元县到了唐代改为绛县，绛县县治就是李家山下的龙街，这无争议，早成定论。龙街古名碌云异城，旧有八景，其中有两景直接与李家山有关：
一曰：峭石温泉。李家山下，怪石峥嵘，峭拔绝伦，温泉出于其下，清透见底，游人争相沐浴，浴后清爽无比。其原址已被多年从李家山冲下的泥土掩埋，今温泉并非原景，水温也今不如昔。
今日李家山下，由西向东北，一字排开一串水泉，有温泉，有暖泉，有冷泉，却也有趣。早街街心有一口泉，常有汽泡上冒，像一串串珍珠在上升，人称珍珠泉，夜深人静时，时断时续的冒泡的波波的响声，像是一对情人在喃喃私语；
海西村内有一泉，分段为饮水井、洗菜井、洗衣井。在饮水井内，有黑色之鱼无数，鱼不怕人，任凭观赏；奇的是，如果有人撒予葵花籽，鱼群成堆，争相抢吃，这倒也罢，怪的是不一会，只见一个个鱼从嘴里往外吐瓜子壳。村人们说，此鱼猫不敢吃，狗不敢闻，人吃了生病遇灾，还举了不少实例，不由人不信!人们还说，此鱼生不见卵，死不见尸，长生不老，将其称作神鱼，敬若神明。
李家山二景曰：云集晓钟。西山村后半山上，旧传常有瑞云集于此，唐建云集寺。白云深处天将晓，寺僧击钟，声闻遐迩。其音清雅悠然，聆之有超凡脱世之感。原寺已毁，现重建。千百年来，李家山下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厮守着这座宝山，相安无事。
作者在李家山成名后到龙街下乡，曾打听过李家山的过去。老人们告诉我，他们听老人们说过，古时候那里是一个古战场，诸葛亮带兵在那里打过仗。那里死过不少将军和士兵，留下了不少尸体和兵器。这个世代相传的说法，让人们千百年来就对李家山有一种神秘感。
江川李家山与晋宁石寨山相距并不远，直线距离不过二三十公里。晋宁石寨山与江川李家山为同时期古墓群点。石寨山发掘早而成名早，因出土滇王之印而名满天下。李家山与石寨山之间，距李家山数里之遥还有两座山，也曾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与李家山的颇为一致，年代也相似。此地有一山，因山形像瓢而名瓢山，我到那里下乡，老人们告诉我，此地盛传“找着瓢山洞，金子银子驮不动”的民谣，不知是否也与地下埋藏有关。
过去的李家山，草木丛生，坟墓林立，野兽出没，人迹罕至。让人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人们偶尔会在山上发现一些青铜器和玉饰品，但认为这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大都当作不祥之物，一丢了之。只是觉得印证了老人们的关于古战场的说法，不当一回事。
一鸣惊人的李家山
时间推移到了1965年9月。人们响应伟大领袖“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向荒山进军”，在李家山上挖大寨田。一批青铜器重见天日。人们把这些“东西”像在地里掏出藕来堆藕一样堆到地头，收工时有兴趣的留下，像分柴火一样按人掰成几份，各人丢在畚箕箩筐里弄回家。听说龙街供销社门市收购废旧铜铁，就当作破铜烂铁背到那里，两三块钱一公斤称给人家，得一点钱作为贴补油盐家用。
值得庆幸的是，龙街供销社有一位职工算是有一点基本的文物常识，他虽然不完全懂得这些“破铜烂铁”的确切价值，但他认为这可能应该算是文物，随即告诉了县文化馆，馆里也告诉了省博物馆。可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哪里顾得上这种事。这事就像在星云湖里丢了块石头，很快就被淹没了。
次年，农民们大战李家山，又有更多的青铜器被挖出。文化馆的同志去看了后，又报告了省博物馆。省博物馆告知了正好在江川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的张增祺老师。张增祺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毕业后分在云南省博物馆工作，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到现场。
李家山出现的一切，让这位北大高材生大吃一惊而又大开眼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片埋藏着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的古墓地。凡梯田所及的较浅层的墓葬，文物暴露无遗，已经被无意间破坏；被像挖山洋芋一样挖出的成百上千件文物，被像堆包谷似的堆在山下生产队公房里。
张老师感到事态的严重，立即信手抓了几件标本，赶回昆明省馆汇报。馆里“大革命”轰轰烈烈，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权派朝不保夕，文物发掘工作也无人顾及。张老师只是一阵叹息，赶回江川，呼吁进行保护。那些被挖出的文物，以三四元钱一公斤的调拨价上交给了省博物馆。
六年之后的1972年，全国各项工作有了一些转机，文物发掘工作被列上议事日程。1月18日，元旦刚过，由张增祺任领队，有孙太初、王大道、熊瑛、张永康等人参加，邱先充、阚勇、白文祥、熊永忠等先后短期介入，县文化馆李茂兴自始至终参加的联合发掘队进入现场，进行正式发掘。发掘于当年5月中旬结束，分三段进行，期间因春节等因素停顿过两次，实际工作两月多。发掘战国至汉的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
在发掘过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李家山观看。作者当时正好读大学，当年2月底上昆明路过李家山，客车停下，我和大家一口气爬上李家山，看到发掘队的老师们在一个很大很深的墓坑里，小心翼翼地清理露土的文物。当时条件很艰苦，发掘队的老师们就住宿在当地农民家中。发掘出的文物存放在生产队干部家中。发掘队离开时，将文物装箱后全部运往省博物馆收藏。请早街一位老农代为看护李家山。
1973年，江川县文化馆应群众之要求，与省博物馆联系，曾借出文物100余件，在老戏院(后为印刷厂和幼儿园)的戏台上搞了一次展览，作者学的是历史，对文物有一定兴趣，当时正好是假期回家，由故乡专程前来观看。展出结束后，将文物装入箱内，放在文化馆的楼梯下，后搬入一职工的床下，人们到那玩时，从床下拖出来作扑克桌。1978年如数交还省博物馆。1973年，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云南省青铜文物展览”，展览会的会徽图案就是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当时好像叫铜牛虎案)。展出的文物中，李家山出土文物占了一大半。我们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员，全部都去观看了展览。同学们知道李家山就在我的家乡，很是羡慕，我也很是自豪了一阵。后来，牛虎铜案被作为滇文化的象征，其复制件置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其大型雕塑立于云南省博物馆前。
1975年，全国性文物核心期刊《考古学报》第二期，全文发表了张增祺、王大道两位老师执笔撰写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文虽然排得很紧，但还是占了该期杂志的大半本，这是没有先例的。
《报告》刊出后，李家山在海内外一鸣惊人！
1984年，我担任江川县史志办主任，主编《江川县志》。我想如果《江川县志》不写李家山，就不叫《江川县志》。当时我想调查了解有关李家山文物发掘的事，并想要几张出土文物的彩色照片用在《县志》上。为此，我约了县文化局的同志一道于1984和1985两年内三上昆明到省博物馆交涉，找了领导和有关人员，几经周折，好话说尽，最后花了80元钱(我当时
的月工资是47元)买了三四张照片，是黑白照片，而且没有底片。我们点名想要的牛虎铜案等照片，连影子都没见到。省博物馆将照片拿给我们的同时还说，因为文物是在你们县出土的，又是因公需要，所以优惠价卖几张给你们，要是外地的，还不卖呢!我当时打听了一下，一个牛虎铜案的复制件要多少钱，他告诉我，石膏复制件大约在上万元。是我当时的二十年工资之和!这给我上了很生动又很难忘的一课，让我真正开始懂得了文物的价值!
惊天动地的李家山
1991年夏，李家山下的温泉村，请了玉溪地矿局区调队指导在李家山上探测硅矿，村民们挖探矿槽，有一条探矿槽直达李家山顶，经过山顶南端，一个中型古墓暴露无遗，当即发生哄抢文物事件。后经县文物管理所多方查询，追回了一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在此后一度时间里，李家山盗墓事件时有耳闻。山下一带，传说着“要想抱个金娃娃，李家山上去挖挖”!
李家山古墓群的保护引起了县里的重视，有关专家对李家山进行了详尽勘测，认定李家山还有为数不少的古墓。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考古所张新宁老师带队，由省考古所王桂蓉、杨帆、张聪；地区文管所杨杰、马勇昌等；还有从江川有关单位部门抽调了刘学义、伏汝祥、赵运宇等组成联合发掘队，于1991年12月19日开始，对李家山进行第二次发掘。
作者时任中共江川县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意识形态，联系教科文卫方面工作。当时主管文卫的副县长在省委党校学习，文化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文物方面的事，文化局找我较多。发掘期间，我多次前往李家山，有时三天两头跑，有时是去查看解决发掘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时是陪上级领导去参观，忙个不亦乐乎。
当时，人们对文物的价值的认识也不可和第一次发掘的“文革”时期同日而语。这次发掘出大量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大量金器的出土，“江川李家山挖出金娃娃”的消息，一时传遍了滇中山山水水，不仅江川，连昆明，还有其他地州的人们也在传播，不少人还专程跑来观看。李家山上像是赶街一样，随时都有人上上下下，山上经常人满为患。
一座古墓起土所要时间并不是很长，而清理墓葬需要的时间更长更多。一座大墓往往要十天半月才能清理完，这工作又不能急，只能按部就班慢慢来。那时我常去那里，今天去，是这样，明天去，差不多，后天去，变化不大。这种长期的露天工作，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我很是焦急。
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和挖掘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去给县公安局商量，调派了一位绰号叫“黄大炮”的科长，率几位得力的干警(还是武警?)背着冲锋枪在李家山上日夜守护。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不巧的是，遇上了一段阴天，北风寒雨，实难忍耐。我又到当地驻军找首长商量，借来了军用帐篷，守护条件才有些改善。
1992年1月，已发掘出土的上千件文物装箱堆放在山下一幢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春节很快就要到了，发掘队的人们也要放假回家过年。山上山下，尤其是山下已装箱的文物的安全令人堪忧。为了避免万一，县委县府几位领导紧急商定，于1992年1月15日晚，由我率县公检法司的二十多位干警，全副武装，晚饭后赶到李家山，将已装箱的文物上锁，贴上县人民政府的封条，装上警车，连夜押运回县城，存放在县档案馆。
在发掘期间，作者多次请教发掘队领队张新宁老师。我说，按原来的说法，滇王之印出土于晋宁石寨山，也就是说，滇王墓地就在石寨山，李家山与石寨山为同时期墓地。那么，李家山只是滇王属下的一个贵族的墓地。可是，这次发掘，李家山又出土了这么多的高规格的文物，这是否可以说李家山也是一个滇王的墓地呢?张老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李家山出土了这么多的铜鼓和高规格的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石寨山，可以肯定地说：李家山也是古滇国的一个王族墓地。在从战国到两汉的几百年间，该有几十上百个滇王吧!滇王之印是西汉时中央王朝所赠，这颗印出土于石寨山滇王之墓，但滇王不是只有一个；就像皇陵不止一处一样，滇王墓地也不止一处，李家山肯定也是一处滇王的王族墓地。我们还谈到了一些出土文物。张新宁老师信手拿起一个金剑鞘对我说，这种金剑鞘，当年晋宁石寨山好不容易见了一个，破朽得不成样子，花重金送到故宫博物院请老师修复，用了两三年，修复后用一个盒子装着拿回来。李家山这次出土这么多个，而且保存完好，二千来年了，还是金光灿烂，熠熠生辉!弹性韧性都很好，这确实难得!
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证明，李家山滇国王族墓地的时代从战国后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初，与石寨山相始终。所要指出的是，从“两山”的出土文物来看，李家山自战国后期就已进入青铜文化的兴盛时期，随葬品数量多质量高的大墓层出不穷；但同一时期的石寨山，仍以几件大多是陶器为随葬品的小墓为多见。到了西汉，“两山”并驾齐驱，同处于青铜文化的繁荣时期；西汉中期，石寨山有了某种想要超过李家山的迹象，但到了东汉初，石寨山已明显衰落，而这一时期的李家山仍有不少规模较大的墓葬涌现，出土的青铜器也更多地保存了原滇国的风格。专家推断，李家山较石寨山繁荣时间早，衰落时间晚，中间从未中断。这充分说明，滇国统治者先发迹于李家山一带，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曾将滇国中心移向石寨山一带。当西汉中央王朝灭滇国时，滇王残余势力又退回李家山一带，直到中原王朝推行郡县制最后取代滇王政权。可以肯定地说，李家山自始至终都是滇国的中心地带。
光辉灿烂的李家山
1992年3月，李家山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4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李家山的发掘工作进行了验收。7月，将放置在县档案馆的李家山出土文物移至县人民武装部办公楼进行整理。
令人头疼的是，自从发掘队撤下山来后，盗墓贼上山盗墓就从未间断过。
有一次我和张增祺老师交谈，他给我说过这么一件事。他有一位在美国的同学写信给他说，
美国一个文物出售店在出售李家山文物，不知是否真假，如果是真的，他想买下来。并随信寄来了实物的照片，请张增祺老师鉴别。对李家山文物很有研究的张老师一看就知道实物是“真家伙”。但不好复信，如说是真的，我们的文物管理工作何等糟糕；如说是假的，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老同学，只好保持尴尬的沉默。
1993年3月31日《云南经济报》报载：李家山出土的“一座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干栏式小屋，人居其上，畜居其下，内有数人或立或坐，造型生动，神态毕肖的青铜民居，马仔出了200元购去，而当出现在香港的拍卖市场时已标价600万港币，这位香港老板还算有良心，他转告大陆文物部门，优先让大陆购回，期限为一年，一年后不再恭候。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毕竟是以牟利为目的，钱是一分也不肯少的。”
有一天是星期天，县公安局局长罗晓杰来找到我，他说出了点小事，来找我汇报。事情是这样的：李家山盗卖文物屡禁不止，甚至于越演越烈，在李家山附近经常有倒卖文物的非法交易在暗中进行。根据线索，公安局安插可靠之人打进其内部，掌握了这天晚上要在江城进行文物交易，公安局提前到达预定地点埋伏，但买文物之人非常狡猾，临时又变更了交易地点。新地点地形复杂，在围抓犯罪嫌疑人时，由于对方有人抗拒，公安干警被迫开枪，子弹从一犯罪嫌疑人的后背进入，从前胸穿出，现已送医院抢救，不知后果如何。主犯系外地人在逃。开枪之人是一个新同志，有思想包袱。我问伤了自己人没有，罗局长说，因天黑，安插
进去的同志被误打了一拳，受了点轻伤，没事。我说，只要不伤着自己人就好。文物黑市交易是一种犯罪行为，在倒卖文物时因抗拒被公安干警击伤，是咎由自取。
一度时期，江川文物黑市交易猖獗。因为文物倒卖，有死有伤，一个倒买文物的犯罪嫌疑人被杀死在侯家沟河埂上。
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报道：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被列入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年初，国家决定，中国第三届文物精华展首次(一二届均在北京故宫)出京在上海举行，国家文物局与上海博物馆共同拟定了文物调展名单，全国“展出近二百件(组)文物”，指定云南调展李家山15件(组)文物(其中有一组编钟是6件)，几占全部展出文物的百分之十。
作者担任李家山文物送展组组长，带五人护送这些每件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乘火车送往上海参展。国家文物局张德勤先生在专为这次展览所出版的《1993•中国文物精华》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西汉的贴金小铜鼓和纺织场面贮贝器，是云南江川李家山滇王国贵族墓葬出土的精品。贴金小铜鼓形制小巧玲珑，器表整体贴金，装饰工艺极为独特，是一件前所未见的上乘之作。纺织场面贮贝器，器身两侧以立虎作器盖，中央跽坐一女性贵族，周身贴金，身旁两女奴分别捧食盒，执华伞，外围多人从事纺织，形象生动，是滇族生活、生产活动的再现。”
1994年4至5月，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并经外交部和广电部批准，云南省文化厅与日本国家NHK电视台商定，在对李家山85-87号墓发掘时，由NHK电视台进行实况拍摄。本人前期为之做了一些有关协调方面的事。发掘开始后，我调地区文联工作，还带文联的同志到李家山参观。也就在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神州风采”栏目，到江川拍摄李家山出土文物等，市县有关领导叫我陪同，我随中央台栏目组的同志到江川跑了一段时间，完成了任务。后来，“神州风采”播放了李家山出土文物，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92年4月，李家山发掘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为了使李家山文物能够留在江川，为了便于利用，本人竭力倡导必须建设一个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在县委和县府有关会议上，本人多次提议，并说：“江川人就是脱裤子卖，也要建一个李家山博物馆!”
为了立项和争取资金，本人和县有关同志穿梭于省地，找有关领导和部门，以求得支持和得到资金。一次我到地区找领导，一直追到地区体委，找到了时任地委副书记的王正培和副专员普朝和，两位领导都已听到了我的“就是卖裤子也要建成一个博物馆”的话，对我们的决心给予肯定。建设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后来得到了省地，特别是地区资金的大力支持。李家山博物馆于1993年底破土动工，1994年秋建成开馆，展出李家山出土文物200余件，成了全国第一个青铜器专业博物馆。在全国县级博物馆中是馆藏文物最丰富，文物价值最高的博物馆；成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人们到江川必去的地方之一。
李家山自1972年首次发掘后，特别是1992年第二次发掘以来，随着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名气越来越大，看护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天底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天天在盯着李家山，有多少人对李家山文物垂涎三尺。省地(市)县对此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和投入。我自1994年到地区文联工作以后，也还始终不渝地关注着李家山。我作为市政协常委，在有关会议上，进行呼吁，要求对李家山严加看护，严防不法分子偷盗李家山文物。我专门在市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强对李家山看管的提案，参加了市政协组织的对李家山及其出土文物的保护开发的调查视察工作，并在市政协全会上，就李家山等的开发和利用作了大会发言。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现在已成立了李家山古墓群警卫中队，在山顶有看守房，山西南方有看守台。配备了强悍的警卫人员，足够的枪支、狼狗、通讯工具等，并建成了一个山上山下的联防系统。
最近，李家山的保护开发利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的设想是，征地、建围墙、盖房子，建成一个著名的文化旅游点。现在，已经在李家山北部建成了一条从山脚到山顶的长约千米的比较壮观的石阶。人们要参观李家山，可以乘车到山下，沿石阶而上即可到达山顶。
李家山向人们昭示：
李家山有着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
李家山有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