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经济
Zhongguo gudai chengshi jingji
中国古代城市经济
urban economy in ancient China
指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城市经济。
城市是城和附属于城的市的合称。中国古代城出现很早。据对山东章丘县城子崖、河南平凉台等古城的发掘和考证，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已开始营建城；古代有“夏作城”(《吕氏春秋·君守》)的传说。市是城内的交易场所，《管子·大匡》中有“工贾近市”；但城外也有市，《周礼·地官·遗人》有“五十里有市”之说，指定期集市之类。
先秦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军事中心，西周统治者率族众居城内,称国人,城外为郊，郊外为鄙或野。据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每国均有城市。不过西周的城市还很小，据称周制王城方九里，公国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左传·隐公元年》孔颖达疏）。东周以后，列国兼并，大国的都城发展为较大的城市，据近代考古发掘，春秋时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为两个互相衔接的城，总面积达60平方公里，有11座城门，有比较规整的交通干线和排水系统，还有冶铁、炼铜、铸钱和骨器作坊，说明该城工商业已颇为发达。战国时，该城居民达七万户，苏秦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东周时，私人工商业者初步有所发展，城市也开始兼有工商中心的性质。
秦汉至唐秦汉领土扩展，人口迅增，城市也增多和扩大。汉建置103郡,1578个县，都有城市。长安（今陕西西安）、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等城市人口都在20万左右。工商业称盛者有洛阳、临淄、邯郸、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五大都市。长安为最大的消费城市，城内设有九个市，商人有市籍，只准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所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班固：《西京赋》）。东汉末年，江南也得到开发，人口增多，经济日益发展。自三国时期的吴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到梁武帝时已有28万户，全城人口估计超过百万，成为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唐代经济续有发展，城市日益增多。当时,除长安外,以扬州、益州为最大城市，人称“扬一，益二”。小城市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大运河的开通，也发展了一批城市。如徐州的府离县,元和四年（809）以其“为舳舻之会……防虞是资”，乃置宿州（《元和郡县图志·宿州》）。又唐中叶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41州的州治不少成为经济中心，逐渐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这时工商业城市大体还是在政治、军事城市的基础上发展的。
宋至明清宋代国土虽蹙，商品经济却有较大发展，城市也发生较显著变化：①突破坊市制，城内随处可设店肆，成为名实相符的城市。②有些新兴城市的出现已不再以政治、军事因素为主，而以经济因素为主了。如泉州、汀州、温州、潮州、漳州等均因海外贸易发展而形成；苏州、真州(今江苏仪征)、建康（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昌）、沙市、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等则由长江和其他内河贸易所形成。
明清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又有新的趋势。表现在：①重点已不是原有大城市的扩大，而是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的繁荣。作为两代首都的北京，人口从未超过百万；原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口反而下降。而江南的应天（今江苏南京）、京口（今江苏镇江）、扬州、苏州因丝绸等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人口日增，至19世纪中叶都已有数十万人口，城市人口总数大体上占州府总人口的 1/7至 1/4。汉中的经济地位逐渐跻于长安，重庆的经济地位逐渐超过成都，也属于这种情况。临清原为县治，永乐间重修会通河后升为府，勃兴“为挽漕之喉，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乾隆《临清县志》序）。沿河淮安、济宁、德州、天津，沿江芜湖、九江、忠州，以及赣州、吉安、衡阳、永州等城市的发展,都是如此。②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市镇兴起,到明清已形成市镇经济体系，成为大城市和农村集市之间的一级市场。其中如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实际已是工商业大城市了。
古代城市经济的局限宋代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虽已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所有这些城市仍属封建政府的建制，皇朝派官管理，或驻军镇守；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城市人口一般也不是以工商业者为主。工商业者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和西欧中世纪的那种作为乡村的对立物、与领主争夺自治权的工商业城市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城市经济密切地结合在封建统治体系之中，没有形成有力的市民等级，从而造成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延缓着城市经济中资本主义成份的萌芽和发展。同时，城市商业长期停留在独立于生产的前资本主义阶段，明清以来虽有包买、预买等支配小生产者的形式出现，但城乡的经济联系并不密切，广大农村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一直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还保存着封建城市经济的一切特征，它无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反而使许多城市自身殖民地化。